语言之外

去年的九月，我带着刚买的折叠自行车，从吉隆坡飞往东京。因为担心长途飞行太累，我特地买了亚航的 Flatbed 座位。

下午起飞，抵达羽田机场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。我预订的住宿地点距离机场只有一公里左右，所以原本打算骑自行车前往酒店。

没想到自行车临时出了问题，加上找不到离开机场的方向，只好折返回巴士等候区等待。刚好来了一辆巴士，我上前询问司机。司机很好人，用日语加英语告诉我，我住的酒店有免费接驳巴士，还叫我先等一会儿。还好，接驳巴士真的来了。司机也帮我把自行车搬上车，而整辆巴士只有我一个乘客。

在东京骑自行车，其实也挺折腾的。小轮胎后来出了状况，我到当地的自行车店求助。店员很热心，帮我把问题解决了。我用英语和他沟通，他偶尔也用手机翻译软件辅助。店里的员工叽里咕噜说着日语，我也不知道是在讨论还是在抱怨，不过我并不在意，只要把车修好就行。

好几次在火车站里，面对像迷宫一样的轨道和出口，我都必须向人求助。出了闸口，好心的年轻妈妈会告诉我该走哪个出口；不管是乘客还是车站工作人员，大多都会伸出援手。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，一个人的旅程，总会遇见不一样的人。

后来我去到河内。或许当地人接待外国游客多了，不少人都会英语。他们很乐意帮我安排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的交通，也协助我带着自行车越过边境进入中国。在关卡处，官员问了我不少问题，从二十年前一路问到最近的行程。幸好可以用华语沟通，就简单多了。他神情严肃，但语气里仍带着几分善意。最后，我还是顺利地推着自行车，再次踏上这片土地。

这些年来，我也去了泰国好几次，还学了一点泰语。泰语加英语，只要对方明白就好，沟通总能找到方法。

上个月结束的斯里兰卡之旅就更方便了，当地很多人都会说英语。一个人叫电召车，一个人坐嘟嘟车，一个人骑车，一个人爬山，一个人走在遗址里，一个人用餐——都不是问题。即使有人热情推销手工艺品，在我善意拒绝之后，他们也不会生气，还会继续告诉我哪里值得去看。

在外旅行，走进陌生的国度，本来就要自立自强，因为没有人有义务一定要帮你。但如果我们是接待外国游客的一方，也许应该换个角度去看——对方身在陌生之地，最希望遇到的，是友善的人。

当然，我也希望能多学几种语言，走到哪里都更自在。可是大脑总是无法使唤，学了几句又忘记了。不过现在有翻译软件，也确实帮了很多忙，解决了不少问题。

每次在关卡排队等盖章时，我多少都会有点紧张，会不会被为难？面对严肃的脸孔，我却从来没有遇到真正的阻碍。印章落下时，偶尔还会听到一句：“欢迎你来！”

在社交媒体上，也常看到有人在关卡遇到困难而不知所措。若再碰上语言不通，更容易感到无助，甚至被嘲笑“不会语言就不要出国”。

但语言从来不是最大的障碍。交通与科技的发达，早已让世界变得更容易抵达。真正更难面对的，其实是人。

从东坡肉到今天

记得很久以前看过一出连续剧，剧情提到宋代时，因为羊肉价格高昂，民间开始改用猪肉，猪肉也因此逐渐走上历史舞台。

剧中也提到苏东坡被贬黄州期间，改良了猪肉的烹调方法，后来演变成著名的东坡肉，在无形中推动了猪肉在民间的普及。

后来，猪肉成为百姓日常的重要食材。为了满足味蕾，人们用猪肉变化出各种菜式。不仅华人食用猪肉，西方国家和许多亚洲民族也把猪肉视为主要肉类来源之一。

中学时期，我曾跟随父亲到甘榜走动，当地泰裔村民常会烹调各式猪肉料理，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烧猪肉。大家围坐一起，配着椰花酒，唱着传统歌曲，那是一种质朴而热闹的乡村生活画面。

在马来西亚北部，不少泰裔村庄至今仍能看到猪只在村里走动。高脚屋下养着鸡鸭猪只，是典型的乡村生态。早期华人社会也是如此，逢年过节，宰猪分肉，是家庭与邻里共享的重要时刻。

时代进步后，越来越多人迁入城市，继续留在乡村的，则多半从事农耕、畜牧或渔业。华人社会一路走来，依靠自身努力开垦土地、添置渔船与机械，以提高生产力。过程中经历过多少艰辛与压抑，或许只有当事人最清楚。在时代洪流中，多数人其实没有太多选择，只能咬紧牙关往前走。因此，上一代始终坚持一件事——让孩子接受教育，改变下一代的命运。

“穷也不能穷教育”曾是许多家庭的信念。然而今天，教育成本不断攀升，已不再是普通家庭轻松能够承担的负担。大学门槛看似降低，但整体竞争却更激烈，不少年轻人被迫向外寻找出路。为了集中资源培养下一代，减少生育也成了现实选择之一。

我们似乎也渐渐不再期待“公平”这件事。无论是产业机会、教育资源、商业发展或就业空间，人们都习惯了凡事只能靠自己努力争取，对制度性的公平不再抱太高期望。

国家不断发展，但方向感却让人感到模糊。部分华人代表在公共议题上以整体利益为先，强调全民立场；然而在涉及华社的课题上，却往往步步退让，显得力不从心。

猪肉不仅是饮食文化的一部分，也关系到许多人的生计来源。很多人仍然坚持在这一行打拼，只为谋求更稳定的生活。但在宗教与政策因素交织之下，相关行业与群体常常承受更大的压力。这不只是华人问题，也牵涉到其他非穆斯林社群，包括沙巴与砂拉越部分土著群体。即使有人在议会发声，现实改变却往往有限。

有人担心，今天受影响的是猪肉产业，未来可能轮到酒类、语言、教育，甚至文化娱乐空间。生活方式在变化，但个体能左右的范围并不大。也有人把原因归结为人口比例与政治力量不足，这些讨论在民间从未停止。

如今进入 AI 时代，世界正在迅速转变。交通便利、资讯开放，让人们更容易走向世界、拓展视野。或许对越来越多人来说，国家逐渐成为“谋生之地”，而不再只是“安身之所”。这既是一种现实，也是一种值得深思的时代课题。

多元，为什么越来越敏感？

最近，倪可敏在国会报告环节中使用了回教词汇，引起兰斗班让国会议员的批评，认为非穆斯林不应使用相关字眼。倪可敏随即以自己的见解回应，指出该词汇源自沙地阿拉伯，并非专属于穆斯林。对此，社会各界各有不同看法，而事件也在社交媒体上被不断放大与炒作。

身为吉兰丹子民，我反而看到另一种现实。在这里，土生土长的华人，回教词汇早已融入日常对话，习以为常。从小在华校就读，邻里之间也有不少马来人，清真寺的诵经声是生活的一部分。久而久之，只要一诵经，接下来的几句几乎都能跟着念出来。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，就像孩子听多了自然会跟着哼唱一样。可是，这样做错了吗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。

我和同事之间的交谈亦是如此。许多同事同样是土生土长的华人，对话中夹杂几句回教词汇并不稀奇；与马来同事交流时，他们也会自然地以这些词汇回应。多年来，从未听说这些用词是错误的，大家反而能够自在、融洽地沟通。

在官方会议或周会上，偶尔也会听到几句回教词汇。身为非穆斯林，是否可以接受？现实是，大多数人只是安静聆听，从未提出质疑。

我国的政治氛围，往往令人困扰。争论似乎永无止境，甚至频频触及宗教与族群。有人会感叹，以前似乎没那么多问题。或许，是因为过去没有社交媒体，资讯主要来自电视与报纸。如今，许多人不再看报纸，也鲜少收看官方电视节目；资讯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，看似更方便，却也更容易被简化、被断章取义，甚至被刻意炒作。

这真的是好事吗？许多人并未真正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，便急着站队、转发、指责。对政治人物而言，这是一个高度曝光的平台；但对社会而言，却往往带来额外的伤害——对族群之间的伤害。

大家口口声声谈和谐，可一旦真正和谐了，政治人物又如何动员选票？不论在哪个时代，这样的矛盾始终存在。

对于吉兰丹的人民，尤其是华人而言，许多事情既无法抵挡，也无力改变。人口比例本就偏低，而且只会越来越少。若说日常生活完全不受影响，那只是自欺欺人。五十年的时光，怎么可能毫无变化？当一个政党壮大、一个族群强势，权力失衡所带来的压迫，自然会浮现。当倪可敏能言善道、表现亮眼时，招来批评几乎是必然的结果。政敌关注的，从来不是国家利益，而是哪一方能从中得利。

回教教义本身也难以用单一标准定义，宗教师众多，见解各异。然而，宗教却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，因为它被视为高度敏感的领域。今天争的是语言，明天可能是文字，后天或许是饮食文化，没完没了。本来，多元是一件美丽的事，只是在我国，这份美丽还能走多远？

当六岁走进一年级，准备好了吗？

教育部早在多年前，已在政府学校设立五岁和六岁的学前班，不过，相信至今仍有不少华小尚未落实。这当中，原因包括课室与师资不足，或是由董事部自行开办的学前班，而其课程内容与教育部的课程并不一致。此外，也有部分学校并未招收五岁孩童，可能牵涉到财政问题，以及课室与整体编排的限制。

2027年将迎来新的课程纲要。课程纲要本就需要每隔数年重新编排，以配合时代的发展，这是必要的调整。学前班的老师皆需经过专业训练，当中当然也包括华人教师。学前班的课室设置与一般课室不同，必须具备游乐空间、厨房、厕所及活动区域。一间学前班通常由一名教师与一名助理负责，教师专注教学，助理则负责烹饪及照顾孩童。
此外，教师还必须准备大量文件与财务预算，因为所有设施与活动都需向教育部申请经费，甚至包括带领学生外出参观学习，相关支出也必须纳入教育部的预算范围。

许多教育政策与执行指南，往往由官员进行规划，再向部长汇报。由于这项计划涉及结构性的重大转变，因此引发社会上的广泛讨论与争议。当教育部长法丽娜在国会作出相关报告时，其实意味着该计划已进入执行阶段，只是向社会作出正式说明而已。
试想，课程纲要的编排本就需要时间，若间隔过久，教学内容便容易跟不上时代，进而在数理等科目上，与其他国家拉开差距。

当六岁的孩童踏入一年级，所有课程自然也必须配合新的课程纲要，课室设备亦需同步更新。低年级的课室向来需要更丰富的设备，并加入更多色彩设计，以吸引孩童在愉快的环境中学习，逐步融入学习状态，并适应校园生活。

在六岁孩童进入一年级之后，学前班便需接收四岁与五岁的孩童，这无疑将进一步增加经费需求。当法丽娜公布一间课室需耗资五十二万令吉时，这并非单纯只有桌椅与黑板的课室，而是涵盖中央厨房、游乐场、厕所及完整的教学空间。

随着学生人数增加，部分课程将采用双师教学模式，师资需求自然随之上升。教育部也已宣布增设教师职位，但师资培训本就需要时间。教师不再如以往，只需进入师训学院接受两至三年的培训，而是必须经过四至五年的大学教育，取得专业资格后，方能担任教师。因此，教师素质更应成为政策考量的重要部分。

所有教育政策，都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规划与铺陈。教育部长更多扮演的是监督与推动的角色。然而，在我国政治环境下，部长调任频繁，要推动一项宏大的教育计划，本就需要稳定与时间。关键在于，真正掌握教育部运作的官员，是否具备教育背景，是否理解国际教育的发展趋势，抑或只是到国外考察后，便仓促推行政策，最终在官员更替后不了了之。

科技的迅速发展，使世界变化得更快。然而，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，更应教导孩子如何做人。学校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，而教师更应是一名教育者，而非单纯的教书匠。也许校园环境正在不断更新，但人心，也同样在改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