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师，也会被公审

几年前，一位老师被投诉。家教扮演审判者的角色，召见老师，联合行政人员，一起质问该老师。

几个人对着一位老师，老师不知所措，面对大家一连串的质问，也只好默默低头，听着大家的数落。要反驳吗？也不能，一张嘴巴怎么可能抵得住那么多张嘴巴。要生气，也不行，好像所丢出来的问题，老师就是有错在先，有理说不清。要翻台，更加不肯能，寡不敌众。怎么办？只要默默承受，被侮辱、责骂、被鄙视，然后上司却在那儿沉默，仿佛在看戏，让外人来对法所谓难搞的老师。

记得一次的交谈，校长告诉我，我就是不听话，所以才会叫家教来压制我，或者可以说是警告我，不可胡乱说话，也不可以乱写文章。我必须封口，甚至是封笔。身为教职员，碍于是公职，理应要服从上司，但是，我选择了反击。

当了三十年的教师，我竟然不知道，原来老师“不听话”，是可以叫家教成员，甚至是外人来压制。家教、校方和老师的一场会面，变成了听证会。我曾经见识过，不过我只是被三个人质问，还可以应付得来。加上自己是资深老师，也有自己的一套，甚至没有什么痛脚被人捉到，还可以理直气壮。

当然，不是每一个人可以直接反击，也没有勇气反击。一名普通老师，没有背景，没有人撑腰，要不然也不是那么容易被人对付。该老师向我反应所面对的事情，害怕事情不简单，也会被投诉到教育局。我便向有关的家教主席询问，当然我也了解了老师被投诉的事项，不过还是觉得不至于投诉到教育局。而且我也向家教主席反应，理应老师之间的矛盾，应该是校方内部处理，而不是由家教处理。然后，该家教主席却说，他就是老师代表，有权利发言，并对老师采取适当的行动。

我当然向他厘清家教的权限，家教只能代表家长，而不是学校。老师是公职，上司是校长，而不是家教主席。我只是感觉到教育界突然变了样，家教越权了。

老师和老师之间的矛盾，老师和家长的纠纷，校方和老师的问题，我们到底明白自己的权益吗？其实很简单，老师的上司是校长，如果老师之间发生矛盾，或者是和家长发生纠纷，都是校长必须处理，从来就不是家教成员。家教可以协调，但是不是公审老师。

后来被投诉的老师被调职了，老师只要默默离开。

投诉事件的发生，让我明白现在的教育状况。我国的教育也慢慢地趋向，老师害怕得罪学生，害怕得罪家长，甚至是害怕得罪同事。大家习惯了投诉，有投诉就必须解决，那么有的投诉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大事，但是在不同的角度去看，投诉事件就是被放大了。

当老师可以被公审，也没有辩护的能力，那么只能认输低头。不过我国的老师还算幸运，至少不需要辞职，连饭碗也不保。但是，对于教育的热忱也不再了，就好像许多老师的心态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自己顾自己好了。

老师因为害怕，所以也不再袒护学生，更不用说袒护同事。老师知道要选站在对的地方，而学生也会看老师做事，甚至家长也懂得如何利用关系。原本简单的教育环境，变成了复杂好多。教育的意义不再单纯，而是多了算计。

有的国家，为了阻止霸凌事件日益严重，拟定了许多条例，以保护受害者。当然，我国政府也曾经提起，必须严谨对待霸凌事件，甚至给予老师处罚学生的权利。但是，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只是一个热度，热度过后，事情还是不了了之。或许再次发生严重，大家又再觉醒，可是当老师已经选择了沉闷，要唤醒的时间，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

我的遭遇，让我明白，如果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位置，那么就会越来越多的老师，会面对不公平的对待。我站起来向校方反应，当然也被校长责问。但是，我还是希望她能够明白，自己的位置，是一校之长，而不是把责任交给外人。

过河拆桥

最近倪可敏讲了一句“过河拆桥”，是针对翁哈兹菲的一番言论。

两位都是政治人物，只不过所属政党不同。需要对方的时候，是朋友；不需要的时候，当然什么都不是。这就是利益，没有对错。

记得好多年前，疫情爆发，导致学校暂时关闭，学生无法正常上学。原本安排好的行程也被逼取消，恰好是假期，只好待在家里。后来发现可以上网课，家长也推荐适用的软件，于是在假期的时候，就开始教导学生上网课。虽然是假期，但许多家长都积极配合，也准备设备，希望孩子能够继续学习。

我一边摸索，一边不断学习和搜查资料，研究如何使用网课软件。我也分享给老师们，教导他们如何使用。有的人觉得有必要学习，有的人则索性不上网课，乐得清闲，只把作业传到群组。有的甚至连自己的群组都没有，还要班主任代为传达。而我有自己的群组，许多事情就容易处理。当然，也有学生找各种借口不学习，我也无可奈何。

开学后，有些老师开始上网课，但仍有不少人不愿意，因为教育部当时并没有明确规定老师必须上网课。能够推卸，自然最好，反正薪水照领。而我觉得上网课是一种学习，也是一项挑战，所以继续和学生一起摸索。

然而，愿意上网课的老师毕竟只是少数，家长开始有所不满，校方也必须采取应对措施。校长致电给我，希望我协助老师们上网课。为了学生的学习，我开启群组，教导和分享如何进行线上教学。

后来，教育部终于发出指南，规定老师必须上网课，而且每一个科目都必须进行。这时问题也随之而来。校长致电给我，恰好我正在运动，结果整整讲了一个小时电话，为的是解决老师上网课的问题。我也义不容辞，协助老师学习如何使用软件。许多老师分享心得，家教协会也协助没有设备的学生。渐渐地，上网课变成了正式课程，除了极少数学生无法参与，大部分学生的学习进度都还能跟上。

疫情过后，学校慢慢恢复正常运作。学校准备推行电子教案，校长再次要求我协助。我开始学习，也找到一套编写电子教案的方法。由于校方没有正式指示，我只好自己整理教学大纲、上传资料和编辑电子表格。有些老师也向我求助，因为电子教案确实比较方便。

可是资料实在太多，也没人协助，工作并不轻松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默默进行，直到完成整套电子教案系统。

后来，校长要求我负责管理电子教案，我拒绝了。我只是负责编辑，而不是管理员。当然，很快就会有人接手。从来不是少了谁就不行，只是打头阵的人往往最辛苦。

后来，我又把学校的旧照片整理、扫描和上传，再把学校部落格和社交媒体整理好，然后把工作交给其他人接手。

退休前几年，因为投诉事件，而校长也配合家教协会的投诉。我认为有关处理方式并不符合教育规章，于是选择提早退休。执教三十一年，没有退休仪式，就这样坦然离开学校。

离开以后，学校依然照常运作，工作依然有人接手。缺了谁，都不会有什么问题。

后来得知，校长还曾数落我的不是，并说我没有什么功劳。我并不心寒，只是更加明白，人本来就是如此。不会因为某个人付出得多，就一定要感谢他。或许可以说，在职员岗位上所做的一切，很多人都会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。

然而，并不是每一项工作都必须承担。所以当老师拒绝校方指派、而且属于职责范围以外的工作时，他们当然有拒绝的权利。如今这一代老师，更懂得保障自己的权益，只做分内的工作，也不会牺牲自己的时间去承担额外任务。

他们是比较不热爱教育吗？未必。或许只是更清楚自己的界限和权益。

以前的老师，爱的可能是教育，也是学校，所以付出是一种自愿，而不是理所当然。

离开学校后，所有的丰功伟绩都会慢慢被遗忘，也没有人会刻意记录。除非建筑物上还留下名字，否则几个时代过去以后，谁还记得当年是谁做了什么？

过河拆桥，本来就是利益关系的一种体现。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桥自然被拆掉，各走各路，互不相干。

或许有一天，当彼此再次拥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人们还是会重新搭起一座桥，然后继续同行。只是大家都明白，那座桥连接的，未必是感情，而是利益。

老师沉默之后

最近Netflix播放的韩国电视剧《铁拳教育》，引来了许多人的共鸣。我也看了好几个片段，讲述现今韩国的霸凌事件，以及教育界受害者的故事。其实这些片段，都是现实中可能发生的事情，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暴力，但并不代表不会发生。这样的剧情也让我们看到，教育界所面对的问题，确实值得关注。

戏剧中的几位主角都是教官，惩罚犯错的学生、家长、老师，当然还有官员，为的是保护受害者。当学校已经无法约束学生，也无法引导学生时，他们就会慢慢走上歪路。而家长为了保护孩子，一味偏袒，却不加以教导，那么他们便会越来越放肆，甚至触犯法律。

法律保护未成年人，但现在的孩子也不简单。他们思想成熟，甚至有些偏激。他们很聪明，因为知识让他们懂得更多，也懂得寻找漏洞。有些父母甚至会教导孩子如何保护自己，甚至如何对付他人。有的孩子本性顽劣，有的是慢慢学坏，也有的因为长期受伤害而学会反击。然而，这群孩子为什么总觉得做坏事没什么大不了？即使欺负别人、霸凌同学，甚至触犯法律，也毫不在乎。因为他们知道如何保护自己，也知道一般的法律未必能够约束他们。他们的心态逐渐被扭曲，甚至开始挑战法律的底线。

从前，学校就是一个社区，校长和老师就是管理者。教育不只是学业，更重要的是教导学生做人。有些学生可以循循善诱，有些则必须适当管教，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错误。

记得回到母校执教高年级学生时，学生的家庭背景普遍不错，多数家长重视教育。他们非常关注孩子的学习，因此补习风气盛行。加上面对小六检定考试，学校十分重视成绩，家长也愿意配合。当然，也有一些家庭背景较差的学生，缺乏父母的关注，因为父母忙于工作。因此，老师自然而然扮演起家长的角色，经常督促孩子学习，也关注他们的行为。

当时，大家都秉持着“穷什么也不能穷教育”的理念，所以无论是学业、运动还是品德教育，老师都会认真关注。

老师们大多是严师，所谓“严师出高徒”，当然也有慈爱的老师，大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然而，对于学生的学业和行为，从来不会怠慢。只要犯错，老师就会给予适当处罚；严重的事件则交由校方处理。家长知道孩子犯错后，也会严厉管教，甚少看见家长一味袒护孩子。

最重要的是，校方会严格把关学生的品德行为，严肃处理违纪事件。当一所学校有掌校者坚守原则，老师才能安心扮演教育者的角色。

随着时代进步，家长越来越关注孩子的身心成长，也更加重视保护孩子。教育部不断更新指南，提醒老师不可体罚学生，以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。为了保护学生，老师也必须自我约束，尽量避免处罚学生。

与此同时，家长也更了解自己的权利，选择向学校、教育局，甚至通过官方网站投诉老师。有投诉就会有人调查处理。当官员踏入校园时，往往让老师承受极大的压力。久而久之，老师选择沉默，也选择自保，只求做好本分。

当老师面对越来越多的束缚时，学生也逐渐发现，原来老师不再是课室里最有话语权的人，而是谁更懂得运用规则。霸凌事件层出不穷，霸凌同学已不再新鲜，那么下一个被霸凌的对象，可能就是老师。

我们从影片中看到的霸凌事件，其实一直都存在。然而，要如何面对这些问题？首先，必须让学生懂得尊师重道；同时，校方也必须坚守底线，保护老师。只有这样，老师才会更有信心保护学生，家长也会更加尊重老师。

唯有彼此尊重，教育才能发挥真正的意义。否则，学校只会变成一个虚假的世界，每个人都戴着面具，只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。

当老师也成了被审问的人

记得几年前，校长召见我，说有事要与家教成员商讨。

我来到校长室，里面已有两位家教成员在场。谈话开始时，我原以为只是讨论一些关于科技教学的问题。没想到，该家长直接投诉我的教学方式，主要针对孩子上网课的情况，以及我在国文科教学上的方法。

我执教近三十年，对科技教学的应用与课堂管理，自认为已有一定经验，也清楚如何利用科技辅助教学。因此，我一一回应对方的质疑。同时，我也拒绝了校长要求家教审查学生簿子的提议，因为这已经超出权限范围。学生簿子应由校长与科目主任审阅，而不是家长或家教代表。

因为这次事件，我坦言后来选择了提早退休。

相隔一年，一位老师兼篮球教练也遭遇类似情况。他被校方召见，现场除了校长，还有数位家教成员。他们轮流指责该老师在教学与与同事相处上的问题，对于选球员的偏见，甚至翻出多年前的旧事。老师在多人压力下无力回应，只能沉默面对。

投诉事件后，校方坚持卸下该教练的职务，不久后也被调职，不再担任篮球教练。

因为曾经历校长允许家教参与“质询老师”的情况，我也向校方表达不满，认为这并不符合正常程序。当然，各方看法不同，立场也不一致。我被校长严厉指责，指我可能违反社交媒体规范及不服从上级，并可能被提报教育局处理。但我仍坚持一点：家教不应以“审查”形式介入教师工作。

我们往往只是制度中的一环，但也清楚背后的运作逻辑。然而在职期间，许多事情无法公开反抗，即使向有关单位反映，老师往往仍处于较弱势的位置，最终只能选择面对现实。

曾经我也问过一位老师：为什么教师会的主席是校长？如果主席本身是行政人员，又如何真正为老师争取权益？而实际上，许多制度上的决定权，仍集中在行政体系。

至于职位调动，则由教育督学决定。一旦触及相关单位，教师的去向往往变得不可预测。

由于华校依赖华社支持，有些具有影响力的人士在学校事务中也扮演重要角色。久而久之，权力结构逐渐渗入校园，使学校运作变得更加复杂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若老师没有足够背景或支持，往往容易处于较弱势的位置。当然，教师也可以通过申诉或向教育局、教师会等管道反映问题，但实际结果往往并不容易改变处境。

时代已经改变，教育环境也不再单纯。无论是台湾、日本或韩国，都能看到教育体系中出现的压力与冲突，包括家长压力、行政压力，以及学生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情况。

当老师同时面对来自学生、家长与行政的压力时，教育环境自然变得复杂。教师必须小心谨慎，因为稍有不慎，就可能引发投诉或纪律问题。

当老师也逐渐成为被压力包围的一方时，教育还能如何持续？

问题或许大家都心里有数，但在现实中，多数人仍选择自保。只是，世事难料，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被影响的人。

尊师重道，还在吗？

最近台湾教育界发生一宗事件，一位老师遭学生恶意攻击，老师在本能反应下回击，导致学生跌倒在地。结果，该老师被家长投诉，并要求校方开除。最后，老师无奈选择辞职。

或许我国教育界还不至于如此，老师依然算是铁饭碗，尤其是公务员。然而，面对所谓的恐龙家长，以及校方处理方式不公，也导致不少老师选择提早退休、调换学校，甚至辞职，当一名补习老师算了。

为何老师会面对如此窘境？最大的原因，或许是时代不同了，尊师重道可能已经成为过去式。

记得有一次，一位家长和老师在茶水间谈话，我无意中听到家长不断指责老师处罚孩子，导致孩子脸部红肿。后来我尝试了解情况，原来孩子经常不做功课，老师捏了他的脸颊。恰好是在放学前处罚，所以回家时脸上仍留有明显痕迹。

家长不断强调，孩子不做功课是错的，也应该接受管教，但认为处罚方式不恰当。老师则解释孩子长期存在各种问题行为，自己也意识到处理方式不对，因此不断向家长道歉。

然而，家长依然不断重申同样的立场：孩子犯错应该被管教，但必须采用正确的方法。

后来，我也听不下去了，直接告诉老师，以后不要再处罚孩子了。既然家长会一直质疑，那么无论怎样教育孩子，都难以获得认同。最好的方式，就是把问题交由校方处理。

其实，处罚孩子只是希望达到警惕作用。当然，我也认为没有必要体罚孩子。但是有些孩子会不断挑战老师的底线，试探规则的界限。如果家长一味袒护，孩子往往会变得更加放肆。

如今的教育环境，已经不像从前，相信许多东方国家都面对类似情况。过去东方教育强调纪律，老师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，讲究尊师重道。

随着时代变迁，许多家长受教育程度提高，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。加上孩子生得少，自然更加保护孩子。有些老师仍觉得，以前可以做的事，为什么现在不能做；而家长则认为时代进步了，老师应该更有耐心和爱心。毕竟老师领的是政府薪金；若是私立学校，家长缴交学费，更容易产生“顾客心态”。

当我看着家长不断向老师施压时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不过，我相信家长也是希望孩子能够学好，所以并没有直接向校方投诉，要求采取行动。

然而，我们还是时常听见老师因为处罚学生，甚至只是言语上的冒犯，而被要求向家长道歉。有些投诉内容甚至可以写满整整一页纸，就看家长如何描述而已。

我无法想象，一位老师面对多人轮番质问的情景。或许自己确实有错在先，只能低着头，默默听着别人的数落，甚至连许多年前的往事也被翻出来检讨。

然而，老师又该如何辩解？在教学过程中，他们面对的是几十名性格各异的学生，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和状况。最终，很多老师还是选择妥协，道歉了事，继续为生活努力；有些人则因此失去热忱，变得消沉。

当老师们走出课室，来到我的办公室，瘫坐在椅子上，总会说一句：

“老师，我打仗出来了，好累！”

整个人仿佛虚脱了一般。其实，那只是一节短短一个小时的课。休息片刻后，又得走进另一个战场。

或许以前当老师轻松得多。学生顽皮、懒惰，老师使出各种办法，学生就会乖乖听话。家长甚至会送上藤鞭，感谢老师严厉管教孩子。

而我也算幸运，一路上仍有许多人给予支持，不至于被投诉得一无是处。

三个时代过去了，曾经的学生如今也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学校。他们当然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看待老师，所以老师也必须随着时代改变。

改变的，不是对教育的热忱，而是面对教育环境的心态。

当然，我也选择改变。可是世事难料，不管怎么改变，也总有倒霉的一天。我从未想过，自己也会成为被投诉的对象。

说到底，如果家长或校方真要找理由，什么都能成为理由。也许有一天被投诉时，还会列出许多意想不到的过失，甚至连几十年前的事情，也可能被翻出来记录在案。

我们总是说尊师重道，学校礼堂里或许依然挂着这四个大字。

然而，尊师重道的意义是否依然存在？还是老师们做得不够好，已经不再值得被尊重？

这个问题，或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。

永远不回头

最近学习弹唱一首由七匹狼所演唱的歌曲《永远不回头》。

七匹狼是由王杰、张雨生、邰正宵、东方快车几星星月亮太阳等巨星共同演唱，专辑中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为《永远不回头》。

记得当初，走出了学校，没有欢送会，也没有多少个人说再见。收拾好想要带走的东西，当然也留下了许多不想带走，甚至是想留下来的东西。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待了差不多时间，和几位还在的同事，聊上日常话题。我走到了教师办公室，还有几位老师尚未走，就顺便告别。

我走去停车场，停车场看起来已经没有多少辆车子，老师们都迫不及待地走了。宽阔的停车场，这里有许多我的回忆。

记得一次，停放在停车场的车子，被划了很深的一条痕迹，从车前到车尾，而且车子才落地不到一年，真的很心疼，可是不知道凶手是谁。时隔了好多年，我又购置了新车，结果车子大镜还被硬物砸破了。当时候，只有我的一辆车子，因为工作到很迟。可是真凶是谁，至今也不知道，还花了一大笔费用。

我走上车，现在使用的车子，已经是换了第五辆。我在校执教三十年期间购置的车子，当中还使用过二手车，也有新车。不过，现在驾驶的是二手车，是我想要买很久的丰田汽车，可以跑远途，而且比较稳重。我想要驾着这辆车子，去到我想要去的地方。

车子缓缓里走出校门，学校的保安还是熟悉的脸孔。我在学校三十年了，保安也换了好几个。当然，老师也换了好多，多到我也忘了是谁。但是，我总是记得，我曾经欢送他们离开学校的老师，许多都是我年轻就认识的同事，有的还是我的老师。

当我开始在倒数自己退休的日子，想想还有几年，应该可以好好地把工作卸下，然后可以专注我的教学，设立我的科技室，还有售卖我编辑的书籍。可惜的是，人生总是会留下遗憾，然后让我们回想的时候，有些感慨。我设立的科技室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科技室，并不是我想象的。主要的是，无法获得校方的认同，更不是校长的方向。不过，我也不在乎，就自己自掏腰包，购买需要的电子教学器材，而不去使用课室的一体机。

我的遗憾，是希望分享自己的教学法，而我也编写有关的书籍。可惜的是，还是遇到了阻碍。我无法做分享会，也无法获得许多老师的认同。或许大家的教学法都不一样，都是各有各的精彩。当然，我也坚持到最后一刻，选择了走出学校，去到其他的学校，去做分享会。

许多人的执念都不一样，有的希望平平淡淡地教学，最好别做太多；有的觉得自己有才华，想要展示才华，让更多人看到，得到更多人的认同；有的人就是不符合校方的要求，总是唱反调；有的人就是希望能够为学校做更多，就是单纯地为学校为学生。而我，就是一个很想为学校做事的人，就是为了教育。

教育这一块，本来就不简单。不过，现在反而觉得简单多了。不用太多的才华，也无需雄心万丈，不需要太多主意，更不需要锋芒太露。许多时候，就是听从指示就好，而且必须站在对的一边。

我仿佛江郎才尽，离开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普通人。我留下的一切，是否有人继续，或者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，甚至是被遗弃了，其实也没关系了。因为所有的一切，不再属于我了。

走出了校门，我不再回头，哪怕那儿是我儿时的学校，是我热爱的学校。走出去，什么都不是，也没有人会记得曾经做过的事情，因为大家都很善忘。

后来得知，离开学校的不止我一个人。有的人被逼离开，有的人选择离开，有的恨不得离开，甚至有的不愿意回头。我曾经想过，为什么一个那么热爱的地方，也会愿意离开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这里已经没有留下来的理由。然而，其他离开的人呢？是否和我的原因一样，或许是，或许不是，每一个离开的人，都有不同的理由。

可能和报章的报到一样，就是太多文书工作，太多数据要填写，太多的额外活动，太多的恐龙家长，可能太多要求太高的校长。其实，还未离开的人，一定不会说太多，因为害怕被对付。所以，也别叫在职的老师说真话，说真话可能更加糟糕。

当许多人总是说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别回头望，也别回想。怎么可能呢？当然就无法回头了，因为无法挽回，一切已经成为事实。可是，要尝试忘记，那倒是很难。可能失智了，还会一直提起。

然而，我永远不回头，但是我会记得，因为这些往事，就是我的人生点点滴滴，是我写故事的内容，而且会越来越精彩，让我回顾的时候，原来人生从来没有白过。

落地生根

 

最近在社交媒体看到一部由潮汕人拍摄的电影《阿嫲的情书》，讲述潮汕人下南洋的故事。曾经到过潮汕博物馆参观，馆内展示着著名的红头船，那是当年潮汕人漂洋过海、远赴南洋谋生的重要交通工具。

潮汕人大多分布在泰国，而且已经繁衍了好几代，有些甚至已经被当地社会同化。从中国南来的华人，在不同年代来到南洋，然后在不同的地方落地生根。

华人下南洋已经是几个世纪前的事，而且经历了不同的时期。有人为了谋生，有人为了逃避战乱，也有人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。每当想到这些历史，我总会对吉兰丹华人的来历感到好奇。他们从哪里来？又是在什么时候来到这里，并选择留下来？

在社交媒体上，经常看到一些友族批评华人，称华人为外来者，甚至叫华人回中国。这类言论往往只会引发更多骂战与互相攻击。身为马来西亚华人，我们应该了解自己的根；身为吉兰丹人，更应该知道，许多华人家族或许已经在这片土地生活了好几个世纪。

近日骑着折叠自行车，我来到哥打巴鲁河边的彩虹村。经过灵应殿，再沿着道路直走，便能抵达唐人坡的镇兴宫。每次来到这里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推着自行车前行，因为附近的野狗不少。

根据大路入口处牌楼上的记载，镇兴宫建于1790年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华人庙宇，也是当地著名的妈祖庙。妈祖信仰主要由福建先民带来，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传统祭祀活动。

镇兴宫规模不算大，但走进去之后，却让人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气息。跨过门槛，一个大香炉映入眼帘，主殿供奉着几尊神明。一大早，庙里已经打扫得十分干净，也有人前来上香祈福。

我抬头望向横梁，木材已经显得十分古旧，仿佛长期被香火熏成了黑褐色。殿内的柱子刻着文字，有些已经模糊不清，有些则经过重新上漆。岁月留下的痕迹，就这样静静地刻画在庙宇的每一个角落。

最吸引我注意的是大门左侧保存的一面马来宫廷大鼓。根据庙内说明，这面大鼓于1879年由吉兰丹第二任苏丹莫哈末二世赐予镇兴宫。相传当时苏丹派遣使节前往暹罗，归来后为了感谢妈祖保佑使节平安，于是将宫廷使用的大鼓赠送给镇兴宫。能够在一座华人庙宇里看到马来王室赐予的文物，也反映出当时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与联系。

站在庙里，我不禁思考，原来在十八世纪的时候，华人已经来到马来半岛。事实上，若追溯更早的历史，华人与这片土地的联系可能还要更久。就像话望生布赖新村的客家人，他们的祖辈同样很早便来到这里。然而，他们为什么很少被称为土生土长华人？也许是因为他们长期聚居在华人社区或新村，与马来社会的接触相对较少。

反观吉兰丹的福建人，许多人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吉兰丹马来话，生活习惯也深受当地文化影响。有些家庭甚至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文化融合。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，也从不同的地方来到吉兰丹，最后选择在这里落地生根。

然而，随着时代变迁，许多土生土长的吉兰丹华人已经迁往吉隆坡、新山，甚至海外发展。留在家乡的，往往是年长的一辈，或者仍然坚持守护祖屋与家园的人。

我总是好奇，为什么华人的足迹能够遍布那么多地方。当一些人还在认为华人只是英殖民时期被带到马来亚的劳工时，事实上，华人来到这片土地的历史远比想象中悠久。他们来自不同地区，在不同年代抵达这里，参与商业发展、开拓聚落、建设城镇，也成为国家发展的一部分。

许多旧街场、老建筑、华文学校和华人庙宇，都是祖辈们经过漫长岁月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。它们能够保存至今，并不是理所当然，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与守护。

华人早已在这片土地留下自己的足迹。虽然我的爷爷来自中国，但我也有许多亲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好几代。我们记得自己的祖籍，并不代表我们不属于这里；我们保留自己的姓氏和文化，也不表示我们对这片土地缺乏认同。

因为对于许多马来西亚华人而言，中国是祖先来的地方，而马来西亚，则是我们出生、成长和生活的家园。

这里，是我们的根；这里，也是我们的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