离乡的吉兰丹人

哈芝节期间恰逢连假，在外工作的吉兰丹人纷纷驱车回乡。许多大道顿时变得拥挤，车辆也放慢了速度。进入吉兰丹境内后，更是塞车，原本八个小时的车程变成了十二个小时。

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传了一张吉隆坡的路况照片，空荡荡的马路，让上班时间比平时快了一半。也有网友直接呼吁吉兰丹人别回来了。当然，在吉隆坡和雪兰莪工作的不全是吉兰丹人，但那里确实是许多吉兰丹人谋生的地方。至少我所认识的朋友，许多已经在雪隆定居，甚至老一辈也搬迁到雪隆，与孩子团聚。

吉兰丹人大多数是马来人，他们的家人还留在家乡，因此回乡探亲是每逢假期都会做的事情。假期也造成交通阻塞，酒店和民宿爆满。菜市场、咖啡馆和美食店座无虚席，甚至大排长龙购买地道食物。所以，假日还是尽量避免出门，否则就选择捷径，避开车龙。

然而，华人却选择出外旅行。因为许多员工都是巫裔，除了公共假期，难免会申请多几天假，甚至索性不上班。这样的情况一年复一年，许多华人商家干脆也选择放假出国旅行。

在社交媒体上，不难发现总有网友调侃吉兰丹人，批评他们到别人的地方谋生，却仍以吉兰丹人为傲。然后又嘲笑他们的州属落后，没有进步，也没有发展。听得最多的是，自来水如同吉兰丹河水一般，像奶茶一样浑浊。当然，也有吉兰丹人跳出来反驳，还说公务员多数来自吉兰丹，甚至戏称布城都被吉兰丹人“占领”了。

当然，留在吉兰丹的人也渴望自己的家乡能够进步，有更多工作机会。但是每一次投票，在外的吉兰丹人还是选择回乡投票，为的是保留自己的家园。或许看起来没有问题，可是对留在当地的人而言，未必公平。这里也因此成为许多人调侃的对象：没有发展、没有干净的水源、没有娱乐，也缺乏工作机会。

离乡背井的吉兰丹人，在异地落地生根。这样的情况，让我想起自己的祖辈。当年他们也是为了生活而漂洋过海，在陌生的地方谋生，然后落地生根。只不过，我们放弃了中国人的身份，选择成为马来西亚人。然而这些离乡背井的吉兰丹人，或许有一天，他们的后代也不再自认是吉兰丹人。不同的是，他们依然是马来西亚人。

身为华人，祖辈下南洋，在马来半岛谋生，最终落地生根。大家都融入社会，也以马来西亚人为傲。但是，这并不代表完全被接受，固打制度依然存在。这里不过是一个可以继续生活的地方。这样的情况，也发生在异乡工作的吉兰丹人身上。他们同样会在外地受到批评，只因为身份认同的问题。

许多人依然以身为吉兰丹人为傲，能够说自己的方言，能够保留自己的甘榜。不管家乡如何被人批评，还是会站出来反驳，因为那是自己的家。或许这些都没有对错。在什么地方都一样，只是不知道还能延续多久。离开的人越来越多，留下的人或许已经习惯了，也不愿意改变。

有网友建议，在雪隆定居的吉兰丹人应该直接在那里投票，这样或许能让回教党夺得政权。可是试想，他们会愿意把一个让自己安居乐业的地方，变成像自己的家乡一样吗？我想不会，除非还有更大的因素，那就是宗教与民族。

校园里的界线

记得好多年前，一位新调来的同事，她从一个小地方来，来到城市的一间大型学校。看起来，就是来到了一个她无法适应的地方。不过，既然来了，就必须选择适应。她的性格开朗，很快也结识了和她年纪一般的同事。

她看起来紧张兮兮地，深怕没把工作做完。虽然如此，却非常关心学生，偶尔很啰嗦。虽然还是单身，但是对待小孩，却显得更像一位妈妈。

她把小地方的工作作风也带来新学校，她以为真诚对待学生，就是最好的教育方法。可是，家长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有的家长就打从心底非常保护自己的孩子，最怕有差错，要不然就告到教育局。

果然，很快就因为严厉的教育方式，被家长告到教育局。教育局还是必须依照惯例，委派督学来处理事件。可是许多时候，错的一定是老师。督学来的目的，就是查明真相，然后要求老师道歉，那么问题就解决了。

而该老师面对如此的耻辱，当然怨言四处，而我也成为了她的树洞。我曾经听到的一句话，真的有点心疼。她竟然说道：“就算是跳楼死，也要跳到校长的车上。”

当然，还是好言相劝，觉得她不应该留在大型学校，小地方比较适合。隔年，她调到了小地方，继续她的教职生涯，只不过，当年对于教育的热忱也被磨灭了。

记得一次，身为考试主任的我，因为一名学生身体不舒服，要求安排特别室考试。可是我拒绝了，因为该学生还是可以在课室里考试。后来，家长得知后，非常不满。隔天就不让小孩来考试，然后向班主任投诉，甚至哭泣，控诉我没有帮她的小孩安排妥当。

后来，该学生就在班上向同学们吐槽我是“鬼老师”。当然，小孩是很单纯的，这些话是从家长那里学来的，我也被贴上了标签。我也不在乎，或许当时还是很幸运，因为社交媒体还没那么广泛使用。要不然，“鬼老师”三个字就出现在脸书，然后不断地有人评论，甚至进行地毯式搜查。

面对许多不同背景的家长，最怕的就是有势力的家长。他们踏入校门，加入家教协会成员，也多了一点话语权。尤其是校方需要他们的支持，特别是财力上的支持，也必须选择妥协。

还有几年就要退休了，我想应该可以光荣退休，也以为自己不会那么倒霉，可是偏偏就是我遇到了。我面对校长和家教成员的质问，不断地评论我的教学法，还有数落我上课的方式。当然，不示弱的我，也选择反击。校长竟然邀请家教成员来审查我的簿子。我觉得她已经越线了，毅然拒绝，然后马上离开。过后，我申请提早退休。

事情继续发生。接下来又轮到了另一位资深篮球教练。最糟糕的是，除了行政人员，还有好几位家教成员。大家一言一语，翻旧账，批评该老师不友善，没有公平对待球员。原来导火线就是因为没有挑选家教成员的孩子。

后来，投诉信件准备好了，也寄给教育局。没多久，该老师不再担任教练，也被调走了。没多久，有专业教练踏入校园，然后开始收费了。

接下来，还是会发生类似的问题。但是老师也警惕了，先了解小孩和家长的背景。考试评估的时候，也会非常谨慎，少一分都不得了，因为分分钟会被校方施压。说话也必须谨慎，免得哪一位家长不喜欢，然后投诉老师没礼貌、不友善。

面对不同背景的学生，还有家长们的无理要求，老师们都必须很有耐心地聆听，甚至是妥协。大家不知道接下来，是不是会惹到家长不满，然后向校方投诉。最怕的是直接投诉到SISPA，过了不久就有官员来查案了。

教育小孩已经不是公平对待，而是必须先查询小孩背景，然后小心防范。老师的教育，多了一份防备之心。

当台湾发生老师跳楼事件，因为面对的压力，已经导致该老师选择走上绝路。许多人就算领了教育执照，也不愿意当老师。资深老师，也选择提早退休。

当校园里不再是尊师重道、礼义廉耻，相信未来的日子里，老师这个行业，也开始慢慢走入历史了。

教育的主角是谁？

疫情期间，每一位学生和老师都拥有一个谷歌账号，而这些账号都需要政府每年支付费用续约。

当时因为需要进行网课教学，许多老师选择使用谷歌平台，而我则在一位家长的推荐下，选择使用 Zoom。假期期间，我开始学习并教导学生如何上网课。后来，校方也要求我协助培训老师，我义不容辞地答应了。我希望老师们能够继续教学，而不是把功课直接交给学生，再由家长负责教导。

网课期间遇到了不少困难，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耐心去解释和指导。那段日子里，我每天花好几个小时教导国文，也不断学习新的教学方式。

后来，我学习制作教学网页，让学生能够自主学习和复习。我会编写练习题，也会运用各种线上教学平台，因此科技教学对我来说从来不是问题。

之后，我接触了谷歌协作平台，并为每一位学生建立个人学习网页。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完成练习和写作，而我也能够即时查看他们的学习进度。这样的教学方式既方便又有趣。

其实，教学并不复杂。如果能够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，教育就已经成功了一半。教学方法应该多样化，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，而不是把学习变成一种负担。

然而，使用电子教学设备并不代表学生一定会进步。如果老师不善于运用，再先进的设备也和一块黑板没有太大分别。

当许多人热衷于添购昂贵的电子教学设备时，我反而逐渐减少对这些器材的依赖。因为我明白，科技应该服务于教学，而不是让教学依赖科技。因此，对于学校不断购置昂贵设备，甚至增加家长负担的做法，我始终抱持保留态度。

近年来，许多人都认为压垮老师的是文书工作、数据输入、各种活动以及层出不穷的绩效指标。然而，我认为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，是教育环境本身正在改变。

我们经常听见学校宣布各种宏伟计划，提升硬体设备，采购新的电子教材和教学器材。有些学校甚至要求家长共同承担费用。看似先进的设备，实际上往往只被使用少数功能。有些老师只是利用电子课本、投影设备和网络资源进行授课，本质上与过去的教学方式并没有太大差别。

随着设备越来越多，维护成本也不断增加。老师不仅要教学，还要学习各种软件、管理设备、制作网页、处理系统和平台问题。原本专注于育人的工作，似乎逐渐演变成无所不能的工作。

如今，AI时代已经来临。科技的发展确实为教育带来了更多可能，但它不应该让我们忘记教育的本质。科技只是工具，而学生才是教育真正的核心。

有些老师能够很快掌握新科技，轻松解决各种问题；有些老师却因此承受巨大的压力。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老师？老师又希望成为怎样的老师？

或许，真正值得思考的，不是科技发展得有多快，而是教育是否仍然清楚自己的方向。

火船码头

一趟寻根之旅，毫无头绪，脑海里只有两个字——“梅县”。

我带着正在等待成绩的孩子，踏上飞往厦门的飞机。几个小时后，我们终于踏在中国的土地上。这里，是许多华人祖辈的根，是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家园。

我早已习惯自由行。带着旅行伴侣——折叠自行车，还有难得愿意同行的孩子，一路慢慢前行。我看见今天的中国，早已不是二十年前的模样。城市发展迅速，道路宽敞，也更适合骑行，让我能够慢慢靠近、慢慢理解这片土地。

我们走过厦门的景点，也去了福建土楼，后来抵达了松口镇。我特地选择在这里住上一晚，因为这里，正是当年许多客家人乘坐火船下南洋的第一站。

民宿就在中国移民纪念广场旁。纪念碑上写着，这座广场是由留尼汪、毛里求斯、马达加斯加与塞舌尔华人协会联合建设。广场面对梅江，风景很好，尤其黄昏时分，江面被夕阳染成金色，格外动人。这里不只是游客拍照打卡的地方，也是当地人散步、乘凉的空间。

我骑着自行车，慢慢骑进松口古镇。街道两旁，是一排排老旧骑楼，三四层高，带着明显的南洋风格。只是岁月已经侵蚀了它们，有些甚至成了危楼。楼下仍有人做生意，大多是面向游客的小店。小贩一边炸着肉丸，一边招呼客人，香味飘满整条街。附近的店铺售卖仙人粄、企炉饼、麦芽糖、老娘酒等客家土产。

也许因为不是假日，游客很少，整条古镇显得安静而悠闲。店家坐在藤椅上，慢慢摇着扇子，看见有人经过，才轻声招呼几句。这样的松口镇，反而让我更喜欢。

我一路骑到松江酒店前。一座五层楼高的老建筑，如今已经改成博物馆。走进去，仿佛回到旧时代。大厅摆放着许多清末时期的古物，沿着木楼梯往上走，墙上挂满泛黄老照片。每一层都有旧式房间与大厅，橱窗里的器物，也像是在努力保留那个年代的气息。我站在露台上，眼前就是梅江。

许多火船，当年便是沿着梅江而下，前往汕头，再转乘更大的船只下南洋。也许，那些潮州人乘坐的红头船，也曾经过这里。就在松江酒店对面，便是火船码头。

石阶一级一级通向江边，旁边立着几组铜像。我站在那里，看了很久。

其中一组，是妇女带着孩子，为提着行李的丈夫送行。那是一种沉默的离别。我忽然想到，当年的人，离开之后，是否还有机会再见？也许，大多数人从踏上船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注定是一生的分离。

另一边的铜像，则是苦力搬运货物的模样。这里曾经是热闹的码头，是许多人聚集、讨生活的地方。

墙壁上，还保留着测量洪水水位的刻痕。最高水位，甚至曾淹到三层楼高。难怪附近许多老建筑早已残破倾斜。只是因为这里仍有历史价值与旅游价值，所以还是有人不断修缮，继续营业，让古镇维持最后一点生气。

靠近江边，有一个简朴的小码头，看得出来曾经翻修过。

这里，就是清朝末年，无数客家人登船下南洋的地方。他们有人去了马来亚，有人去了毛里求斯、留尼汪、马达加斯加，甚至更远的地方。

这里，也是我祖辈离开的第一站。

奶奶年幼时，便是从这里被带下南洋，当水客带去马来亚，后来成了爷爷的童养媳。我无法想象，当年的她，是怎样熬过来的。也许只是为了活下去。也许因为家里太穷，只能把女儿送走，换取一点微薄的钱粮。对于许多贫穷家庭的小女孩而言，那或许就是命运。她们踏上的，不只是远行，而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。

从此，与家人永远分离。

奶奶的一生并不容易。年幼时遇上动荡年代，来到马来亚后，又经历战争。独立前后，还被迫迁入华人新村。我们的祖辈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，才换来后辈今天稍微安稳的生活。

我在火船码头待了很久。

后来，看见两三个小孩在旁边嬉闹玩乐。我忽然想，当年那些离开的孩子与大人，也许根本不知道，命运的齿轮一旦转动，很多东西便再也无法选择。他们或许只是想活下去，却连“生活”是什么，都还来不及明白。

从评论区看见的族群裂痕

最近在脸书看到一个以华裔为主的社交平台，分享华裔社会的发展与现况。

第一则帖子分享的是马来西亚年轻人在国外的出色表现。其实内容并没有什么争议，只是单纯分享年轻人的成就，照片中也有华裔与非华裔。可惜的是，许多网友的评论并不是针对帖子的内容，而是因为照片中出现华裔而展开辱骂。评论区很快变成不同族群之间互相谩骂的平台，仿佛只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。

后来，我又看到第二则帖子，内容谈的是华校的发展，以及先辈们的付出与牺牲。帖子只有短短几段文字，还附上国文翻译，或许是希望让不同族群更了解华校的历史。然而，评论区依然充满辱骂，甚至出现“异教徒”等带有攻击性的字眼。

当然，也有人站出来回应，于是双方继续互相谩骂。大家都在维护自己的立场，但更多看到的，却是情绪化的攻击。我也曾加入评论区，尝试从教育角度分析问题，也为年轻一代的努力发声。

如今的社交平台，似乎已经变成攻击他人的方便管道。只要牵涉种族、教育或政治课题，很容易就演变成情绪宣泄的平台。有人一开口评论，就会引来更多批评与辱骂，甚至演变成人身攻击。

许多人只是看了标题，并没有认真阅读内容。有时候，管理员原本只是想分享与分析某个课题，最后却变成族群与宗教之间互相攻击的平台。教育与宗教，本来应该被正面看待，但如今却常被当成攻击他人的工具。

不少评论都会提到华人的祖辈是“外来者”，甚至批评华人只是英殖民时代被带来的劳工群体。于是，我开始更深入去了解华人来到马来西亚这片土地的历史。华人移居马来群岛，其实经历了不同阶段，而峇峇娘惹就是较早期的群体之一。像吉兰丹话望生布赖新村的华人，也早已在当地落地生根，因为当地曾有金矿。吉兰丹与登嘉楼的华人，有些早在十八世纪便已登陆马来半岛，也有人从暹罗进入这片土地。至于十九世纪前后，更迎来了大批华人移民。他们重视教育，因此建立学校，希望下一代能够接受知识教育。

评论中，也少不了“共产主义”这个话题。早期共产主义在中国崛起时，确实影响了许多国家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它曾吸引不少人的共鸣。然而，共产主义最终并没有在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尼与泰国等地延续。可惜的是，华人却经常被标签化，与共产主义划上等号。

看着这些评论，我总觉得许多人只是盲目跟风。更令人担心的是，年轻一代是否也会受到影响。或许，这也是政治操作的一部分。每个阵营似乎都有“键盘侠”，负责攻击对方。不负责任的言论，正在削弱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，让许多人不再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便轻易下定论。

身为一名教育工作者，我始终相信教育的目的，是让人获得知识，提高思考能力。学校除了传授知识，也教导学生如何成为负责任的国民。学生从小被灌输爱国意识，大家也常以“Anak Malaysia”自称。可是，在网络世界里，许多人却仿佛忘了，身为受过教育的人，更应该谨慎发言，而不是互相攻击。

有时候，我也会怀疑，到底是我们的教育做得不够，还是人们早已忘了，言论自由其实也应该有界限。

或许，我们真的不该让孩子太早接触社交媒体。那些充满恶意的言论，可能会慢慢破坏他们对国家的憧憬，以及对各族和睦共处的信任。虽然散播恶意言论的，也许只是少部分人，但往往就是几句话，便足以引发更多对立与争吵。

或许，真正应该觉醒的，是已经成年的我们。因为很多时候，破坏年轻一代价值观的人，恰恰就是我们自己。

吃饱了吗？

曾经看过一位穆斯林宗教师授课的视频，戴着白色塔基亚帽，还蓄着胡子。他对着麦克风说话，说的是马来语，所以很容易明白。其中一句话，我印象非常深刻。

他用广东话说了一句：“吃饱了吗？”

突然，我发现他的眼眶竟然挤满了泪水，差点就要掉下来了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然后解释道，许多华人见到对方时，都会问一句“吃饱了吗？”原因很简单，当年的华人活在动乱和饥荒的时代，吃得饱是一种奢侈的事情。所以，华人的问候语，很多时候就是问对方吃饱了吗。对许多华人来说，温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

因此，他呼吁信徒要感恩上帝，让自己能够温饱。

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，也是我从小听爸爸常说的话。他遇到友人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吃饱了吗？”当然，对方很多时候都会回答：“吃饱了！”然后递上一根烟，大家聊起家常。

记得爸爸小时候，爷爷组织了另一个家庭，奶奶被迫住在园地的老屋里，独自照顾大姑、年幼的大伯，以及还在襁褓中的爸爸。二姑很小的时候就被送给别人抚养，直到长大后才重逢。没有爷爷的照顾，一家人过得非常困苦，而奶奶又是童养媳，没有亲人。不过，曾祖母偶尔也会托人送粮食过来，让一家人还有一口饭吃。那个战乱的年代，能够活下去已经很难，更不用说吃得饱。

入学时期的爸爸，必须步行到很远的地方上学。清晨出门，一直到入夜后才回到家。途中经过橡胶园，还会听到老虎的嘶吼声，吓得他们惊慌逃跑。在学校的时候，因为没钱吃午饭，还被同学嘲笑。由于家庭贫困，加上学校路途遥远，他只读到三年级就停学了。我想，当时许多小孩都是这样生存下去。辍学后，就必须去当学徒，赚钱养家。

长大后的爸爸，带着一点点积蓄，来到哥打巴鲁某生工作。当时，也有好多位从关丹来工作的人。他当起学徒，还必须帮忙煮饭、照顾小孩。好几年过去后，师傅才开始教手工艺。所以，很多时候，当学徒的人其实都被当成免费劳工。幸运的话，可以学得一门手艺；不然，也只是勉强糊口而已。

我无法想象饿肚子的感觉，因为我从小就过着相当不错的生活。爸爸有自己的生意，妈妈偶尔会帮忙。放学回家后，家里的热饭已经准备好了。有时候，爸爸也会交代我们去咖啡店吃饭，赊账就可以了。到了月底，爸爸再去咖啡店结账。

或许到了我那个年代，生活已经慢慢变好了。所以，当友人告诉我，他爸爸工作的时候，老板会提供伙食，但是很多时候菜肴已经被人吃完了，往往只剩下一碗白饭，加一点酱油就是一餐，我真的无法想象。

有些员工遇到良心老板，可能还会得到额外的伙食费。后来，许多商家不再提供伙食了，那么大家就必须拿着手上的薪金，好好规划生活。如果家里还有一家老小，到了月底，日子可能就必须过得更加谨慎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也退休了。偶尔遇到朋友或熟人，还是会听到一声问候：“吃饱了吗？”可是，却感觉年轻一辈已经不知道这句话背后的意义。我想，将来或许也越来越少听到这一句问候了。

把爱留给自己

几年前的某一天，我被校长召见。原以为，是要讨论我一手设计的科技室。我满怀信心，希望校方与家教协会能够支持，为科技室添购新的桌椅和电子设备，让学生拥有更好的学习环境。可是没想到，迎接我的，不是支持，而是一连串的投诉。校长与家教成员，一项一项地数落我。我始终不明白，不体罚学生、不责骂学生、推动科技化教学，为什么也会成为被投诉的理由。我没有沉默。因为那些投诉，在我看来，根本不可理喻。我当场反击，也愤怒地离开了办公室。

导火线，其实只是一篇脸书帖子。我只是希望学校能够关注学生的安全问题。可是，有人认为“家丑不能外扬”，认为老师最好的方式，就是闭嘴。原来，对学生的关心，也会变成被攻击的理由。后来，我选择提早退休。因为我发现，教育环境已经改变了。校长不再是保护老师的人，而是带着外人一起指责老师，甚至把个人利益摆在前面。

一篇简单的帖子，改变了我的命运。也让我慢慢放下，那个坚持了二十年的教育理想——想把科技真正带进教学，让学生拥有更好的学习方式。可惜，直到离开学校那一天，我还是做不到。不是不够努力，而是我的坚持，始终没有遇上对的时机。

这些年，我坐在工作室里，透过玻璃窗，看着楼下“饮水思源”的石碑。石碑其实已经裂开了，却依然屹立不倒。有时候觉得，它很像我们这一代人。明明受了伤，却还是硬撑着；明明失望了，却还告诉自己，要为了教育，为了学校，坚持下去。可是，人心受伤以后，很难真正复原。裂痕一直都在。

离开学校以后，我开始骑着自行车，到不同的地方去。一路上，我看见陌生的风景、老旧的学校、穿着校服的学生，还有来来往往的人群。忽然间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世界并不是只有学校里的那一片天空。外面的世界，其实充满色彩。人与人之间，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。因为我终于不需要再看见别人真实的一面，只需要安静地经过，安静地看见。

后来我才明白，一个人停留在同一个地方太久，并不一定是好事。之所以舍不得离开，很多时候只是因为“爱”。可是，爱久了，也会变质。爱会让人妥协，会让人被道德绑架，也会让人一次又一次地受伤。

小时候，看过妈妈和爸爸吵架。妈妈提着行李离家出走，可是过了几天，又默默回来了。后来才明白，不是她不想离开，而是外面没有她的容身之处。她放不下孩子，也放不下那个家。

许多父母，大概都是这样。因为爱，所以留下。可是现在，越来越多人开始选择爱自己。我看见一些老年人，骑着自行车旅行，开着客货车流浪，背着沉重的背包，一个人走很远的路。她们不是不懂爱，而是不愿再把所有的爱，都留给别人。

也许时代真的不同了。有些爱，需要刚刚好；有些爱，必须及时止血。不是付出越多，就一定会被珍惜。因为有时候，对方根本不在乎。而且，每个人对于“爱”的定义，本来就不一样。

慢慢地，我终于明白——原来，我不是失去了爱人的能力。而是开始学会，把爱留给自己。

语言之外，年轻人的前途

近期首相公布，独中生可以以统考成绩，加上国语和历史的，申请本地大学，当然也只开放几个科系。后来，教育部的官员也澄清，并不完全接受统考。当然，当中也提起了宗教学校，也必须让学生可以申请本地大学的途径。看起来，就是为了更多的学子，可以进入本地大学，接受高等教育。

首相的公布，许多社交媒体也炸了锅，当然最多抨击的是马来社区，觉得独中生不可接纳进入本地大学。主要是课程纲要，不符合国家的教育政策。

某个媒体，也请了学者张国祥和国会议员李存孝，谈论的议题当然就是关于统考被纳入高等教育的体系。两边都不同的代表，有不同的看法。

学者张国祥，来自吉兰丹道北瓦卡巴鲁，他是土生土长的华人。曾经记得他的一支访问视频，提起了城市华人和乡下华人。住在哥打巴鲁就是城市华人，而我就是城市华人，就读哥打巴鲁华小。而他是乡下华人，因为住在瓦卡巴鲁，是没有华小，从来没接受过华文教育教育，不说华语。他的访问中，就提起了城市华人看不起乡下华人，让我深刻印象。身为华人，总是觉得华人就必须会说华语，会读中文。其实，并不一定，因为许多都没有接受华文教育。

住在瓦卡巴鲁一带的华人，早在几个世纪前，已经来到当地，多数都是从泰国南部迁移到吉兰丹边境。许多华人落地生根，也拥有自己的土地，也融入了当地的社会。保存着华文文化和习俗，说的是福建话，可是不会华文。 当我在尝试了解这一群人的史迹，发现到他们的先辈都是在不同的时间，从中国乘船登入东海岸。有的登入泰国南部，有的登入吉兰丹道北，有的登入沿海地带，有的是随着河流进入内陆。而这一批人多数为福建人，当然也有潮州人。

根据了解，在瓦卡巴鲁的一个乡区，多数是张姓，而张国祥就是其中一位。当时候的人，都是到马来学校求学，当然早期就是英校。后来，改制了就是马来学校。有的升上中学，也会选择去寄宿学校。所以，他们的生活习惯，早就已经融入马来社区。而马来社区觉得他们就是更爱国的一群人，因为能够说得一口流利的国语。

但是，建国前后，有许多华人开始进入吉兰丹谋生。许多都是集聚在城市，有的也选择了落地生根。慢慢地，华校也越来越多的华人子弟，曾经一度，最大型的华校还时常爆满。加上原本的英校也改制成为马来学校，也慢慢地趋向宗教化，华人也慢慢地孩子送去华校。所以，华校的发展，是环境促进，也是华人对于华文教育的发展更有信心。

李存孝是不同时代的人，来自怡保。记得建国期间，许多当地人，还是选择了英文教育，就是为了生活。而李存孝是八十年代的人，他确实很幸运，因为华人在当地占有一定的经济地位。而不像我同样来自怡保的母亲，是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。所以，教育对于我们来说，就是可以改变命运。所以老一辈的人，都会秉执穷也不能穷教育的理念，把华校办好。

张国祥和李存孝的论点，都各有自己的看法。然而，大家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教育？还是为了民族？还是为了维护国语的地位？还是为了个人利益。其实，两位来自不同背景的人，要如何去评论。两个人的时代背景也不一样，是否还必须保留着以前的观点，而往前看。当然，这两个人，更多的是代表不同的种族。看看社交媒体的留言，张国祥当然获得马来人的支持，而李存孝则获得华人的支持。

可是身为一名教育者，是否也应该分得明白，小孩在进入学校的时候，他们会学习适应自己的。如果不能，就必须选择其他的教育体系。所以，不难看到有的华人子弟会选择国际学校，有的选择国小，当然更多的是选择华小。学习国文其实并不是难事，语文本来就是必须多说多读，自然就能够掌握了。其实学习国文，比华文还容易许多。可是，为什么华校还是有许多华人子弟无法掌握国文呢？其实就是因为学习环境，还有老师对于教学的看待。也就因为如此，非土著的学生也逐渐增加，也导致某些华小就必须依赖非土著去支撑。

曾经在华小教导国文，可以看到的，有的学生是抗拒国文。可是国文就是国语，可是为什么会抗拒。在社交媒体，也不难看到许多人的评论，说到国文不重要。然而，更多的是，马来社群，甚至是其他族群，总是取笑，不会国文，就应该离开。可是，试试问看国小，是否所有的学生都掌握国文。而我，也曾经教导过，许多无法书写阅读和书写国文的马来小孩。

学生面对学习的问题一直存在着，有的人需要一年的时间，有的人需要十年，有的人需要一世人，因人而异。

当来自不同立场的人坚持自己的看法，倒不如看看如何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，如何面对未来的世界。

可是想想看，是否掌握了国文，甚至是优等了，也代表获得公平的对待，尤其是教育。其实也不是，只要固打制还在，只要肤色不一样，没有公平的存在。所以，大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只是为了好好活下去。有能力的可以选择更好的发展，那么没有能力的就留下来，也无所谓。

当国人还因为语言而忽略了年轻一代的前途，或许也应该明白，有的时候，还是必须自立，那么才能走得更远。

从红头船到华校

最近的小红书，许多网友热议的话题——《阿嫲的情书》。

这是一部由潮汕人拍摄的电影，成本低，演员多位素人，可以说流利的潮汕话。故事情节，讲述一位身在暹罗（现在成为泰国）的女子，和一位素未谋面的潮州阿嫲的书信来往，只是为了代替已逝的友人，照顾在潮州家乡的妻儿。

不是因为一封情书，而是当年潮州人下南洋的艰辛。有的人离开了，不再回来；有的人无法回头，选择了落地生根。许多都是先去南洋找生活，安定了就送侨批（书信、钱和物品）回家乡。有的，就会把妻儿带去南洋，一起生活。

记得，我太公太婆都是带着孩子来到马来亚，所以是完整的家庭。选择了落地生根，不再回去。所以，当我踏在梅县松口的土地，看着当年客家人乘船的火船码头，是一份感慨。不知道当年的祖辈是多么地辛苦，而选择了离乡背井，当然也不知道他们的曾经的家在哪里？

当年的人投奔大海，有多少人已经是踏上了不归路。潮州人乘坐红头船，飘扬过海下南洋。潮州人多数去暹罗，所以在暹罗的许多地方，可以看到潮州人的踪迹。我曾经在泰国北部的一个小城市，遇到一位九十多岁的阿嫲，和蔼可亲的她，一直用着浓厚的潮州话和我聊天，虽然有的时候，不是很明白，但是还是点点头。

在中国动荡的时代，从明朝末开始，就有华人选择了下南洋。后来清末的时候，更多的华人选择离乡背井，到南洋谋生。以为满清皇朝结束了，可是，也没有什么好日子，尤其是广东福建一代。又造成了许多华人，离开家乡，出外谋生。几代人的心酸，是我们无法理解的。

记得去塔下村住宿的时候，看到了一所学校，是泰国侨民建立的学校。他们在寻找生活，也不忘家乡。让他们的下一代接受知识，因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。在我国，何尝不是。在吉兰丹道北一个小镇，当年的华人南来，在道北登陆。有的是从暹罗，通过陆路，选择在道北落地生根。当中就有潮州人和福建人，他们创立了学校，让华人子弟读书。

当年的马来西亚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，就有华校。华人先辈，为了保留华校，也做出贡献和牺牲。当我去到东南亚某个城市，当地原本也有华校。只不过，有的学校选择改制，为了继续维持学校；有的学校被政府强制关闭，甚至是消灭华文教育；有的放弃了华文教育，选择英文就是因为国家的发展。

或许马来西亚的华人就幸运多了，还是可以保留华文教育，而且也做得越来越好，吸引了非华裔。

当然，华人离开，学校也慢慢地走上末路。是华人不爱华校吗？我想不是，都是为了生活。

我们都在同一条华教路上

近期，吉兰丹中华独中的学生南下筹款，期间因为两位学生被警方带回警局问话，而引起媒体报道。社交媒体议论纷纷，也再次引发华社对于华文教育的关注。

许多独中生感同身受，因为他们都曾经历过筹款的日子，知道独中一路走来并不容易。可是，也有人提出反对，认为学生不应该外出筹款，毕竟牵涉人生安全的问题。

然而，更让人遗憾的是，一些人开始互相攻击，甚至把矛头指向华中生，仿佛只有独中才是真正维护华文教育的一群人。

到底谁才是华文教育的维护者？

是华小？华中？还是独中？

我想，这并不是一道容易回答的问题。

华小、华中与独中，其实都曾经在不同的时代里，承担着不同的责任。只是随着时代改变，华文教育的环境，也早已和过去不一样了。

如今，许多华小已经由非华裔学生支撑着。课堂上，为了让学生更容易理解，老师使用国语教学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。学校里的非华裔老师越来越多，会议时也不能完全使用华语沟通，而必须顾及其他族群老师的感受。

华中更是如此。改制之后，华语已经不再是校园里的主要语言。很多时候，真正大量使用华语的，也许只剩下华文课。

因此，独中往往更坚定地认为，他们才是维护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的一群人。因为独中依然坚持以华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，也保留着较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。

可是，华文教育的延续，真的只是学校里的事情吗？

离开校园之后，还有多少人继续阅读中文书籍？中文报章还有多少读者？年轻人是否还愿意用中文写作、思考与表达？

如果中文逐渐只剩下课堂里的语言，那么再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，也会慢慢失去意义。

更现实的是，如今华社面对的，早已不只是“维护华文教育”那么简单，而是越来越沉重的教育负担。

许多华中优异生，为了争取本地大学学额，拼到筋疲力尽。可是到最后，依然可能因为资格与制度问题，被拒于门外。为了让孩子继续升学，家长只能咬紧牙根，把孩子送进私立大学，甚至四处筹钱。

有些孩子很懂事，会主动放弃理想科系，选择父母还能负担的道路。然而，也有人因为经济压力，被迫半途而废。

至于更多成绩普通的学生，则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。想继续升学，却必须先看看父母的钱包够不够厚。毕业之后，还得面对贷款与生活压力。

还有不少年轻人，因为成绩不理想，提早踏入社会。努力一些，也许还能创业；更多的人，则成为普通打工族。面对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，连成家立业都变得不容易。

所以，华社如果真的希望华文教育能够继续走下去，关心的不应该只是华小、华中或独中之间谁更重要，而是整个教育与社会环境。

从小学到大学，从升学到就业，从文化传承到生活能力，其实都是华文教育的一部分。

因为未来真正能够继续支持华校的人，正是今天这一群接受华文教育的孩子。

如果他们未来连生活都困难，又如何继续支持华校？又如何让下一代继续接受华文教育？

今天的华文教育，早已不是过去几十令吉就能支撑的年代。学校的发展越来越庞大，家长的负担也越来越沉重。

也许，在谈“谁才是真正维护华文教育的人”之前，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：未来，还有多少人有能力继续支撑华文教育走下去。

教育的重量

教师节，当然也要祝所有教师，教师节快乐。只是这些年走过教学的路，才慢慢明白，所谓教育，从来不只是轻轻一句“教书育人”。

记得回到母校执教时，主要是担任篮球教练。从第二年开始，就实行魔鬼式训练，还要带州队。训练时间排得满满的，可是还要赶补习，因为收入不够。后来，不再教球，改为开设手球学会，反正都是球类运动。那时候挺着大肚子，拿着椅子，坐在草地上教学生练球。

很可惜，孩子没能来到这个世界。如果她在，或许也会是一名运动员。

后来，不再负责运动项目，转而负责科技工作。学校的电脑系统、考试数据、考卷处理，只要和考试与科技有关的，都由我包办。孩子很小就接触电脑，有时在操场打球，还会“气死我”。

不再参与运动项目后，当然也有人接手。以前带队不收费，甚至还得自掏腰包，请学生喝水吃饭，对学生也必须严格要求，控制他们的成绩。这是一种动力，我想只有当过老师的人，才懂学生的心态。

后来，为了提升学校科技，我花了不少时间研发与采购设备，再应用于教学。有些产品甚至还投入使用与推广。科技帮助了工作，也改变了教学方式。所有成绩数据，只需敲打键盘就能完成。很多时候，从天未亮做到日落才回家。

为了学校建设，每隔两年就会进行一次筹款，中小学轮流进行，让家长负担不至于太重。家教成员也会协助筹款，减轻老师与家长的压力。一届又一届的家教成员中，不少也是曾经的学生。

只是后来，新任校长的教育理念不同了，建校的宗旨也改变了。说得直接一些，就是逐渐商业化了。

以前那种文武兼备的老师不再常见。现在只要准时进班、登录系统填写资料，或是在群组里回应家长问题即可。老师不再写文章，因为ChatGPT已经可以代劳。学校舞蹈团请外包教练，老师只负责管理与收费。篮球教练也换成外来人员，老师只是坐在一旁偶尔喊几声，再帮学生擦汗。

在新山当家长，教育费用越来越沉重。有人提出意见，也常常引来批评。我反而庆幸，自己的孩子很普通，成绩一般，不需要参加太多课外活动，也很少补习。

但有才华的学生就不同了。他们参加学校活动要付费，校外补习、兴趣班也一样，家长的压力自然增加。

老一辈常说：“穷也不能穷教育。”这句话没有错，因为知识确实可以改变命运。所以他们努力建校，只要有筹款活动，总是义不容辞。

没有篮球教练，就由曾经的球员义务教；没有舞蹈老师，就由老师亲自上阵；学生没钱学习，家教想办法协助。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，确实有机会在运动或学术上发光发热。

有人甚至因此被培养出来，走向更大的舞台，成为像李宗伟那样的运动员。

只是时代变了。如今许多兴趣班、电子设备、辅导课程，都必须收费。不再像以前那样透过筹款来分担，而是直接发通告，由家长承担。

换个角度来看，也许很多工作已经不再需要老师亲自承担，责任逐渐转移到家长身上。所谓“一分钱一分货”，要求也随之增加。怪兽家长的出现，或许会越来越多，因为一些价值与界线，也在慢慢改变。

教育的重量，从来不只在课堂，也在操场，在系统里，在家长的选择里，也在时代的转弯处。

华文，不该成为前途的赌注

孩子的SPM成绩中规中矩，是意料中的事。我从来没有期望他考得特别好，当然也不会太差。毕竟，每年成绩公布时，总会让人大吃一惊。

我直接送他去私立大学，对我来说并不轻松，因为已经退休了，只靠不多的退休金和一些积蓄来应付生活与教育开销。我希望他能够努力，完成大学课程。我想，这也是许多父母最大的心愿。

身为华中生，必须报考华文科，否则就无法领取毕业证书。对于一位成绩中等的学生来说，本来就不敢奢望全科优等，更别说考获全A。

SPM成绩公布后，许多学生因为华文和道德教育两科，无法获得全科优等。虽然申请预科班会比较困难，但并不代表完全没有机会。还是有不少学生即使少了一两科优等，依然获得入学资格，所以不必太气馁。

有些学生因为华文无法获得优等，而选择放弃报考华文。这也成为许多人批评的话题，认为他们“不爱华文”。其实，不报考华文，并不代表不爱华文，只是“爱”有时候也必须付出代价。

我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。那时候因为热爱篮球，花了许多时间训练和比赛，总以为运动表现好，就有机会凭体育成绩继续升学。SPM成绩公布时，我还在练球准备全国赛，由教练代我领取成绩。她摇摇头告诉我，我的国文没有优等。

当时我并不在意，还以为凭着不错的运动表现，或许可以报读体育系。后来才发现，国文没有优等，别说大学，就连中六也无法报读。我只好进入私立学校，以私人考生身份报考中六。后来，我终于考获国文优等。

更讽刺的是，后来去应征警察，体能测试明明占尽优势，却还是因为种种原因被拒绝。那时候我才明白，无论运动表现多么优秀，学术成绩始终还是最重要的。或许，也不只是成绩的问题，而是还有其他现实因素。

最后，我进入了师训学院，因为当年的师训学院只要求国文和华文优等即可。

那个年代，许多无法跨进大学门槛的华人子弟，只能选择师训。所以不难发现，不少人当老师并不是因为热爱教育，而是因为别无选择。几年后，有些老师选择继续升学，有些则辞职离开教育界。他们曾经的梦想，或许不是留在教育界。

而我，却是真心热爱教育。直到两年前，因为与校方发生摩擦，我才选择提早退休。

这些年来，我渐渐明白，面对许多不公平的制度，有人选择妥协，有人选择离开。而那些放弃报考华文的学生，其实只是比别人更早看清现实。

华文对于学医、法律、科技或会计，究竟是不是必须的一科？既然许多专业并不要求华文成绩，那么为何还要让学生为了这一科而承担风险？

如果我的孩子成绩非常优异，坦白说，或许我也会劝他放弃华文。因为没有多少父母愿意拿孩子的前途打赌，更没有多少家庭愿意和自己的钱包过不去。

离开学校后，一切都必须靠自己。父母有能力，孩子还能继续升学；没有能力的，就只能提早投入社会。如今大学学费越来越高，普通科系动辄数万令吉，专业科系如医学和法律，更可能需要十多万，甚至几十万。许多家庭，也许卖掉一间屋子都未必足够。

我们同样是纳税人，也应该拥有公平的升学机会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优秀生还必须因为一科华文，而承担失去学额的风险？

有些学生并不是不努力，而是他们有自己的强项。有的人擅长科学，有的人擅长数学，有的人适合理工科，却偏偏无法掌握华文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能让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？

更何况，多年来，我国教育制度里的不公平现象从来都存在。

有些人再努力，也未必获得机会；有些人却轻易拥有。大家其实都明白，只是久而久之，变成了一种默认，也没有多少人再愿意提起。

许多老师也不会谈这些问题，只会劝学生认命。

而我，也开始学会认命。少去几个国家旅行，把储蓄留给孩子当教育费。

不是我们从来没有站出来发声，而是发声之后，往往面对的是打压。久而久之，人也就沉默了。
当年，我曾经为了学生与老师发声，最后同样遭到校方施压。更何况，在种族与宗教课题上，很多人早已习惯保持沉默。

如今，当副教育部长呼吁华人子弟报读华文、申请师训，以填补华文教师空缺时，我不禁想起：当年为何那么多人选择放弃？

因为放弃，早已经变成一种习惯。

而我，也放弃了继续当老师。

虽然我曾经那么热爱华文教育，那么热爱华校，但再炽热的热忱，也会被现实一点一点消磨。

不过，我还是愿意鼓励那些仍然坚持发声的人。因为如果连他们都沉默了，许多不公平终究会慢慢变成“理所当然”。到最后，就连原本属于我们的基本权利，也会在沉默中一点一点被夺走。

华校，还能走多远

一百多年前，吉兰丹哥打巴鲁这个小地方，建立了一间华校。后来改名为中华学校，成为哥打巴鲁最早成立的华校。

一间百年华校，经历了无数挫折和沧桑。我翻阅学校旧照片，也阅读学校史记，看见不同年代里，学校一步一脚印走过来的痕迹。有血有泪，也有许多先辈默默付出的故事，值得后人铭记。

日军入侵马来亚时，是从道北海岸登陆，也从暹罗，也就是现在的泰国南下，然后骑着自行车进入马来亚北部。那个年代，许多华校聘请来自中国的老师。日军仇视中国，华人自然也难逃劫难。学校董事长带着老师和学生躲避日军追捕，最后自己却牺牲了。

战争结束后，学校复办。面对千疮百孔的校舍，也面对资金不足的问题。当地华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是一间板厂捐赠木板，用来建设教室。当年年幼的我，走在木板校舍时，还会不时听见木板发出吱吱声。

后来英殖民政府推行各种教育政策，对华校的发展并不有利，也引起华社的不满与抗议。可是吉兰丹华人人口不多，力量有限。相比之下，西海岸华人人口密集，许多来自中国的知识分子选择在马来亚落地生根，也坚持保留华文教育，希望文化能够继续传承给下一代。

后来，中华学校分成中小学，各自发展，也接受政府津贴，成为国民型学校。中华小学和中华中学虽然行政分开，但校园依然共用，每年也会一起举办校庆与筹款活动，以减轻华社负担。

为了延续华文教育，中华独立中学也在华社支持下创办。从最初的艰辛，到后来拥有宽阔校园，并不容易。然而，丹州华人人口逐渐减少，学校面对的不只是招生问题，还有长期经费的压力。

中华中小学和中华独立中学，三校之间一直互相协助。多年来的筹款活动，华社也始终参与其中。只是除了这三间学校，华社还必须照顾其他华校，压力越来越大。

这些年来，华文教育逐渐受到非华裔重视，越来越多非华裔学生报读华校。相反地，华人子弟却越来越少。除了生育率降低，更大的原因，是许多年轻人离开吉兰丹，到外地升学、工作与生活。

老一辈热心华教的人慢慢离开了，而“穷也不能穷教育”的理念，是否还继续存在？曾经愿意为华文教育默默付出的老师，也越来越少。

以前的老师，一个人包办许多工作。不会跳舞，就自己学；不会唱歌，也自己学；不会打球，也得学习。因为老师希望学生有机会接触更多东西，也希望挖掘人才。那个年代，许多老师并不专业，却很认真。

后来，学校开始聘请外来的专业教练。唱歌、跳舞、篮球、羽球等等，很多都必须付费学习。慢慢地，兴趣变成一种消费。没钱的孩子，可能连发挥才华的机会都没有。学校似乎也渐渐变成招生的平台，只要家长愿意付钱，孩子就能站上舞台。至于有没有真正的天分，似乎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。

学校也开始建设越来越多礼堂和舞台，草地却越来越少。学生能够自由奔跑的地方，也慢慢消失了。校园里多了漂亮的小公园，却少了孩子流汗奔跑的身影。

过去，一张桌子、一张椅子、一块有些破损的黑板，老师就开始教学。宽阔的草地，是学生奔跑与成长的地方。被老师发现有运动天分，还可能被训练成校队。那个年代，口袋里没有太多钱，孩子依然能够学习与成长。

如今，学校拆除旧黑板，换上电子白板。设备价格昂贵，还需要长期分期付款。供完之后，也许已经足够买一辆小车。热心教育的家长依然愿意支持，只为了孩子能够拥有更好的学习环境。可是很多时候，这些高科技器材，不过只是用来写字和播放影片。

学校也把多余课室改造成特别室，装上空调、电脑和各种设备。只是设备旧了，又要维修。为了避免学生破坏，学校不得不限制使用。久而久之，这些地方甚至变成少数人的专用空间。

富丽堂皇的礼堂建好了，却需要长期维修与承担电费。为了节省开销，空调不敢随意开启。电子教学器材，用了几年后开始损坏，有的无法上网，有的荧幕失灵，有的主机故障。继续维修，还是重新更换？如果资金不足，又必须再次举办筹款活动。

学生越来越少，学校却还是不断扩建礼堂与活动室。为了吸引学生报读，学校举办越来越多活动，也不断呼吁家长支持。过去，礼堂还能举办活动，甚至获得啤酒商赞助。可是时代已经改变，校园不再适合这些活动，而华人人口越来越少，又有多少人愿意租用这些场地？结果，耗资建设的礼堂，最后可能渐渐失去价值，却依然需要持续花钱维修。

学生来到学校，最终还是为了学习。成绩单上的成绩，依然关系着未来的升学与前途。家长又必须付出多少教育费，才能让孩子完成学业？

华社热心教育，让许多人能够接受华文教育。独立中学固然扮演重要角色，但华中其实也同样重要。只是当大家批评华中的学习环境与师资不足时，华社是否真正给予过关注与支持？

或许，非华裔学生的增加，暂时缓解了华校面对的困境。可是，当华人人口持续减少之后，华校未来还能依靠什么继续走下去？

也许，这已经不只是学校的问题，而是整个华社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。

后来，他们都不做了

最近得知几位年轻老师，其实不是很年轻了，已经当了十多年的老师。有的开始萌起提早退休的念头，有的就以健康为由，申请病假。当然，不想工作，可以很多个理由。当然最主要的是，心态无法接受现状，说得难听，可能就出现了精神问题，无法适应工作环境。

当然有的人可能就提议可以调去其他的学校，可是吉兰丹华校不多，而且有的学校还很偏远。如果已经在舒适圈，怎么可能会选择离开，家在这里。

记得，选择提早退休后，一整年时间，尽量把假期清掉，也把许多不必要的工作放下。甚至驾车到学校转弯处的交通灯，已经觉得很压抑，更不说踏入校门。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，可以说变得很厌倦。可是，对教育充满热诚，很爱自己母校的人，怎么可能有如此的心态。可是，环境就是可以改变一切，也可以逼人走上绝路。

工作会有人代替，没有了谁都不是问题，老师走了，还是有新的老师。学生可能会怀念老师，可能就那么一两年吧！所以职场上，没有说没有某某人都不行，别把自己看得太重。

我很幸庆，是时间差不多，可以允许我选择放下。

可是有的制度并不是那么简单，不是要离开就可以离开。有的人恨不得你走，有的人就不想让你走。说得好听就是你很重要，其实是没有人承担工作，还有利用价值而已。当然方向不一样的人，就算是人才，也是等于放在不对的地方。

记得一位篮球教练，因为前校长也是热爱篮球，所以对于篮球教练很是重用。该篮球教练难免就会意气风发，因为自己的能力获得重视。但是，获得重视，也并不代表得到所有人的认同。有的人赞扬，有的人嫉妒。可能认为无所谓，反正就是把工作做好，主要的是自己的强项，更是得心应手。当年的我也是如此，在自己喜欢的领域，有不错的表现，当然就有些飘飘然的感觉。

可是，换了不同的校长，可就不是那么认为了。对于一些所谓不听话的老师，当然也有对付的方法。最好的方法，就是不让他们做喜欢的事情。就如小孩一样，喜欢手机，那么就把手机没收了，那么就选择妥协，要不然就翻脸。

最后，会教球的老师，不再教球；会跳舞的老师，不再跳舞；武艺高超的老师，变成了五音不全的老师。是校长不会重用人才呢？还是外面的人才更值得，因为付钱的就是最好。结果，钱当然就是家长买单，而老师也乐得清闲，就当顾问，收收钱，点点名。

有的老师选择妥协，只是因为还必须留下来。有的老师觉得无所谓，反正不做更好。当然有的老师选择离开，因为无法适应。再不行，就把不听话的老师调走。所以，只要学校发生调动，被调走的老师，就应该心知肚明，到底自己得罪了谁！

那首不再悲伤的歌

我的一位同事，总会提醒我，有哪些歌曲特别有意思，叫我去听。我便上网搜查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，试着理解歌词，也试着跟着唱。觉得有意思的，就下载收藏起来。有时候，在不同场合的活动中播放，那些歌曲，也悄悄成为我写作的灵感。

以前的学校欢送会，总是带着浓浓的悲伤气氛。有人抱头痛哭，哭得稀里哗啦，大概是因为离别与不舍。可是我一直在想，离别，不也是另一种开始吗？完成了一段任务，走过了人生的一个阶段，应该是值得高兴、值得欣慰的。

所以，我对欢送会，总有不同的看法。

这些年，我送走了好几位校长和同事。每一位离开的人，似乎都可以配上一首歌。像再见和浪花一朵朵，都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歌。不悲伤，不煽情，在轻松的旋律中离开学校，仿佛一切刚刚好——没有遗憾，像是功成身退。

也有一次，为一位同事送别，朋友叫我播放把悲伤留给自己。那是陈升的歌，原唱带着磁性又略带沙哑的声音，总让人不自觉地沉下去。那一刻，空气里多了一点说不出的情绪。

忘了是哪一年，那首歌在握手环节时播放。有人欢喜，有人沉默。我也忘了当时的感觉——或许是因为，这些年来，来来去去的人太多了。

我很早就回到母校执教。送走过自己的老师，也送走同事，甚至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。送别，渐渐变成一种重复的仪式。

后来，她离开了学校，又兜兜转转回来了。只是身份不同了——曾经的同事，成了上司。我依然尽力协助她。只是方向不同，位置不同，很多事情也慢慢变了。

后来，她与家教一起投诉我，只因为我写的一则帖子。我没想到，一个写作的人，也会碰上所谓的“文字狱”。事情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。但我很清楚，继续留下来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只能感慨环境已经变了。于是，我选择提早离开。

原以为，还有机会再送走最后一位校长。但我提前离场了。没有欢送会，也没有我熟悉的那些歌声。不过，也无所谓。我可以自己选择要听的歌，不必悲伤，也不必不舍。

离开学校之后，我去了好几个国家。自行车换了几辆，耳机也坏了几个，马尔代夫也去了几次。外面的天空，依旧蓝得透明；大海，依然吸引我；历史古迹，仍然让我着迷。还有那些陌生地方的人与事，让我可以轻松地聊天——因为彼此不相识，也无需承担什么。

旅途中，陪伴我的是一辆自行车。它带我走到很远的地方，看见不同的风景。还有耳机，里面装满了歌，一直播放。骑着车，像在路上流动；有时候，又像在水中漂浮。

后来，我学起了吉他。弹得不算好，有时还会有杂音，唱得也不怎样。但那种感觉，很自在。我喜欢这种人生。

有一天，又听到了把悲伤留给自己。于是，我找来吉他谱，用比较轻快的节奏去弹唱。才发现——原来一首悲伤的歌，也可以唱得很轻松。不过是心境不同了。

那么，即将退休的校长，她的欢送会，会是什么样的歌？

是悲伤，还是欢乐？
是不舍，还是如释重负？
又或者，有一群看热闹的人，在一旁暗暗松了一口气？

或许人生就是这样。

走出去的人，会看到更大的世界；留下来的人，也许很快就把你忘了。

既然如此——那就把悲伤，留给自己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