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12月9日星期二
长亭外,那些来不及道别的人
好久以前听过的一首歌曲——周传雄的《送别》。我曾在学生的毕业典礼上播放这首歌,因为那是同学之间相识与离别的时刻。
《送别》有不同版本,而最为人熟知的是李叔同的版本。李叔同的版本较为简单,我以前用电子琴弹奏过,旋律不难。前几天重听周传雄的版本,竟然有些感触。他所诠释的,是一起成长的朋友;分开后,彼此过得好吗?
长亭外 古道边
现在的你过得好吗
天之涯 旅人没有家
思念的夜伤感伴雨下
长亭外 隔天涯
过去的你还记得吗
天之涯 万般都放下
酒入愁肠再无需牵挂
我的身边有许多朋友,来来去去,分分离离,也数不清了。然而,有多少人会留在我们的记忆里,让我们永远记得?
这几年来,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旅程上。去不同的国家,看不同的风景,遇见不同的人——然而我只是个过客。走过就算了,看过也容易忘记。真正让我放在心里的,是那些“相遇”本身。
人生的旅程可以很短,也可以很长。家人、朋友、同学、学生,都是出现在生命中的风景。有的人被我遗忘,并不是他们不重要,而是记忆总会无意间删掉某些画面;有的人,却会牢牢记得,就算只是短暂的相遇。
每一次旅行回来,我都会抽时间看看家人和朋友。今年的行程很紧凑,但我还是带着孩子去探望大伯、大哥,以及一位师训同学。
大伯年纪大了,每次见面都会说:“记得来看看我。”大哥突然告诉我患上了癌症;同学也已经与病魔周旋了一年多。癌症对我来说,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。
我特意开车,方便到各地探望他们。再见到大伯时,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。他拉着我,要我拿走书架上的书。我挑了几本他旅行时购买的旅行书籍。大伯年轻时就是旅行家兼摄影师,我的第一台相机,就是爸爸向他买的。每一次见他,他都会给我讲故事、展示他拍的照片。他去过许多地方,我真的很羡慕他。那天把书放进后车厢后,我回家把书摆上书架。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。几个月后,我只能送他最后一程。
参加完葬礼,我去探望大哥。他头发全白了,人也瘦了许多。癌症真的折磨人。我们聊了很久,他也交代了家里的一些事。临走前,我们拍了一张照片——那张照片,成了我们的最后一张合照。即使做了电疗、吃标靶药与止痛药,癌细胞还是扩散了。后来,他在医院与病魔对抗失败。我原本计划去看他的行程,最后却变成了出席他的葬礼。
还有一个多月才过年,没想到几个星期前,群组传来消息——那位师训同学病逝了。一位认识三十多年的朋友,我们曾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两年半。毕业后各自回乡,十多年后她到我家乡,我再到她家住,两家像是又续上了缘分。
她带我去仁嘉隆新村吃美食,带我看她执教的学校。我骑着脚车在村里闲逛,吃到当地的肉骨茶。最后一次探望她时,她精神不错,还说起抗癌的过程有多煎熬。她比我年轻,却经历太多。先生因癌症离开不久,她又病倒了。孩子们很乖,那是她最放心的事。只是,病魔没有怜悯,她最终还是过不了年关。
那天,我弹着电子琴,弹了那首简单却意味深长的《送别》。后来,我又播放了周传雄的版本。听着听着,心有些痛,眼眶热热的。
晚上十点多,我骑着脚车。马路上车很少,雨季的夜晚却没有下雨。风吹着,我的眼眶却偶尔涌出泪水。那感觉很像多年前得知自己患病时的无助。孩子还小,那时我告诉自己,一定要挺到孩子中学毕业。幸好,我做到了。然而,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幸运。
人生就是这样,我们无法预测明天,也无法知道将面对什么。但至少,珍惜每一天,是我们能做到的。
2025年10月17日星期五
老师要的不是藤鞭,而是尊重
其实,问题从来不在藤鞭,而在整个教育体系的失衡。
我不谈太多,就说其中一项:家教走入校园,干涉校政。
当家长开始介入学校运作,无形中也破坏了学校原本的教育结构。家长动辄投诉到教育局,甚至在官方网站上载“证据”,目的只是希望老师被取缔。家长逼迫家教采取行动,而校方为了某些原因,也选择配合。我们无法确定老师是否真的有严重失误,但许多时候,只是因为教学方法或评分标准不同,家长也可以干扰。
在外力的施压下,校方不得不妥协。或许是因为需要家长的支持来“建设学校”,于是牺牲了教育原则。
我见过的例子中,有老师因为评分太严格被投诉,校长为了息事宁人,只好调换老师。这样的决定,表面平息了风波,却深深打击了老师的信心。接手的老师也会小心翼翼,害怕被投诉。于是恶性循环开始了——老师教书前先查清学生是谁的孩子、背后是哪位家长。教学成了权力与关系的角力,公平荡然无存。
其他学生看到老师的顾忌,会认为老师不公;被投诉的学生反而被孤立。家长继续指责老师“针对孩子”,然后要求更换老师。于是,一个学年还没结束,老师被迫调班、甚至调离学校。这样的环境,要老师如何安心教学?
这只是冰山一角。还有许多现象,我不想一一细说,否则可以写上好几万字。
我只是想说,我也是受害者之一。
当家长踏入校园,干预校政,教育体系也在一点一滴崩塌。老师失去了热忱,也放下了初心。为了避免麻烦,他们学会了“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”。校方常说:“有什么意见就提出来。”但我们都知道,能被听进去的,往往只是校方想听的话而已。
当校方只听“顺耳”的声音,只选“听话”的老师;当家长挑选“配合”的老师,教育的灵魂早已被侵蚀。
所谓的“尊师重道”“礼义廉耻”,又还剩几分真实?
我常抬头望着学校礼堂上那块“礼义廉耻”的牌匾,不禁感到讽刺。
礼——家长与学生对老师早已失去了礼貌,只剩批评。
义——当正义受压,众人却选择沉默。
廉——富丽堂皇的礼堂与高端设备,背后真能无利益往来吗?
耻——为私利破坏教育体系,难道不羞耻?
其实,老师要的从来不是藤鞭,而是尊重;
老师要的不是权威,而是一点教育的空间——能真正陪孩子成长。
他们不需要再被繁琐的活动、筹款、汇报与评估淹没,也不想成为被家长和校方牵线的傀儡。
老师,只想做教育该有的事——教书育人。
当然,这些话,并不是我在职时不敢说,而是——一旦说了,就会被打压、被警告,甚至被排斥。
我告诉孩子们,要勇敢地面对一切;我自己也选择面对,也曾努力,也曾抗争。
然而,最后我还是选择离开。
不是因为无能,而是因为,这一切,早已无药可救。
离开,并非逃避,而是为了保留那一份,不愿被同化的初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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