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河拆桥

最近倪可敏讲了一句“过河拆桥”，是针对翁哈兹菲的一番言论。

两位都是政治人物，只不过所属政党不同。需要对方的时候，是朋友；不需要的时候，当然什么都不是。这就是利益，没有对错。

记得好多年前，疫情爆发，导致学校暂时关闭，学生无法正常上学。原本安排好的行程也被逼取消，恰好是假期，只好待在家里。后来发现可以上网课，家长也推荐适用的软件，于是在假期的时候，就开始教导学生上网课。虽然是假期，但许多家长都积极配合，也准备设备，希望孩子能够继续学习。

我一边摸索，一边不断学习和搜查资料，研究如何使用网课软件。我也分享给老师们，教导他们如何使用。有的人觉得有必要学习，有的人则索性不上网课，乐得清闲，只把作业传到群组。有的甚至连自己的群组都没有，还要班主任代为传达。而我有自己的群组，许多事情就容易处理。当然，也有学生找各种借口不学习，我也无可奈何。

开学后，有些老师开始上网课，但仍有不少人不愿意，因为教育部当时并没有明确规定老师必须上网课。能够推卸，自然最好，反正薪水照领。而我觉得上网课是一种学习，也是一项挑战，所以继续和学生一起摸索。

然而，愿意上网课的老师毕竟只是少数，家长开始有所不满，校方也必须采取应对措施。校长致电给我，希望我协助老师们上网课。为了学生的学习，我开启群组，教导和分享如何进行线上教学。

后来，教育部终于发出指南，规定老师必须上网课，而且每一个科目都必须进行。这时问题也随之而来。校长致电给我，恰好我正在运动，结果整整讲了一个小时电话，为的是解决老师上网课的问题。我也义不容辞，协助老师学习如何使用软件。许多老师分享心得，家教协会也协助没有设备的学生。渐渐地，上网课变成了正式课程，除了极少数学生无法参与，大部分学生的学习进度都还能跟上。

疫情过后，学校慢慢恢复正常运作。学校准备推行电子教案，校长再次要求我协助。我开始学习，也找到一套编写电子教案的方法。由于校方没有正式指示，我只好自己整理教学大纲、上传资料和编辑电子表格。有些老师也向我求助，因为电子教案确实比较方便。

可是资料实在太多，也没人协助，工作并不轻松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默默进行，直到完成整套电子教案系统。

后来，校长要求我负责管理电子教案，我拒绝了。我只是负责编辑，而不是管理员。当然，很快就会有人接手。从来不是少了谁就不行，只是打头阵的人往往最辛苦。

后来，我又把学校的旧照片整理、扫描和上传，再把学校部落格和社交媒体整理好，然后把工作交给其他人接手。

退休前几年，因为投诉事件，而校长也配合家教协会的投诉。我认为有关处理方式并不符合教育规章，于是选择提早退休。执教三十一年，没有退休仪式，就这样坦然离开学校。

离开以后，学校依然照常运作，工作依然有人接手。缺了谁，都不会有什么问题。

后来得知，校长还曾数落我的不是，并说我没有什么功劳。我并不心寒，只是更加明白，人本来就是如此。不会因为某个人付出得多，就一定要感谢他。或许可以说，在职员岗位上所做的一切，很多人都会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。

然而，并不是每一项工作都必须承担。所以当老师拒绝校方指派、而且属于职责范围以外的工作时，他们当然有拒绝的权利。如今这一代老师，更懂得保障自己的权益，只做分内的工作，也不会牺牲自己的时间去承担额外任务。

他们是比较不热爱教育吗？未必。或许只是更清楚自己的界限和权益。

以前的老师，爱的可能是教育，也是学校，所以付出是一种自愿，而不是理所当然。

离开学校后，所有的丰功伟绩都会慢慢被遗忘，也没有人会刻意记录。除非建筑物上还留下名字，否则几个时代过去以后，谁还记得当年是谁做了什么？

过河拆桥，本来就是利益关系的一种体现。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桥自然被拆掉，各走各路，互不相干。

或许有一天，当彼此再次拥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人们还是会重新搭起一座桥，然后继续同行。只是大家都明白，那座桥连接的，未必是感情，而是利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