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得几年前，校长召见我，说有事要与家教成员商讨。
我来到校长室，里面已有两位家教成员在场。谈话开始时，我原以为只是讨论一些关于科技教学的问题。没想到，该家长直接投诉我的教学方式，主要针对孩子上网课的情况，以及我在国文科教学上的方法。
我执教近三十年，对科技教学的应用与课堂管理，自认为已有一定经验，也清楚如何利用科技辅助教学。因此，我一一回应对方的质疑。同时，我也拒绝了校长要求家教审查学生簿子的提议，因为这已经超出权限范围。学生簿子应由校长与科目主任审阅，而不是家长或家教代表。
因为这次事件，我坦言后来选择了提早退休。
相隔一年，一位老师兼篮球教练也遭遇类似情况。他被校方召见，现场除了校长，还有数位家教成员。他们轮流指责该老师在教学与与同事相处上的问题，对于选球员的偏见，甚至翻出多年前的旧事。老师在多人压力下无力回应，只能沉默面对。
投诉事件后，校方坚持卸下该教练的职务，不久后也被调职，不再担任篮球教练。
因为曾经历校长允许家教参与“质询老师”的情况，我也向校方表达不满，认为这并不符合正常程序。当然，各方看法不同，立场也不一致。我被校长严厉指责，指我可能违反社交媒体规范及不服从上级，并可能被提报教育局处理。但我仍坚持一点：家教不应以“审查”形式介入教师工作。
我们往往只是制度中的一环，但也清楚背后的运作逻辑。然而在职期间，许多事情无法公开反抗，即使向有关单位反映，老师往往仍处于较弱势的位置，最终只能选择面对现实。
曾经我也问过一位老师：为什么教师会的主席是校长？如果主席本身是行政人员，又如何真正为老师争取权益？而实际上，许多制度上的决定权，仍集中在行政体系。
至于职位调动，则由教育督学决定。一旦触及相关单位，教师的去向往往变得不可预测。
由于华校依赖华社支持，有些具有影响力的人士在学校事务中也扮演重要角色。久而久之，权力结构逐渐渗入校园，使学校运作变得更加复杂。
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若老师没有足够背景或支持，往往容易处于较弱势的位置。当然，教师也可以通过申诉或向教育局、教师会等管道反映问题，但实际结果往往并不容易改变处境。
时代已经改变，教育环境也不再单纯。无论是台湾、日本或韩国，都能看到教育体系中出现的压力与冲突，包括家长压力、行政压力，以及学生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情况。
当老师同时面对来自学生、家长与行政的压力时，教育环境自然变得复杂。教师必须小心谨慎，因为稍有不慎，就可能引发投诉或纪律问题。
当老师也逐渐成为被压力包围的一方时，教育还能如何持续？
问题或许大家都心里有数，但在现实中，多数人仍选择自保。只是，世事难料，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被影响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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