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都在同一条华教路上

近期，吉兰丹中华独中的学生南下筹款，期间因为两位学生被警方带回警局问话，而引起媒体报道。社交媒体议论纷纷，也再次引发华社对于华文教育的关注。

许多独中生感同身受，因为他们都曾经历过筹款的日子，知道独中一路走来并不容易。可是，也有人提出反对，认为学生不应该外出筹款，毕竟牵涉人生安全的问题。

然而，更让人遗憾的是，一些人开始互相攻击，甚至把矛头指向华中生，仿佛只有独中才是真正维护华文教育的一群人。

到底谁才是华文教育的维护者？

是华小？华中？还是独中？

我想，这并不是一道容易回答的问题。

华小、华中与独中，其实都曾经在不同的时代里，承担着不同的责任。只是随着时代改变，华文教育的环境，也早已和过去不一样了。

如今，许多华小已经由非华裔学生支撑着。课堂上，为了让学生更容易理解，老师使用国语教学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。学校里的非华裔老师越来越多，会议时也不能完全使用华语沟通，而必须顾及其他族群老师的感受。

华中更是如此。改制之后，华语已经不再是校园里的主要语言。很多时候，真正大量使用华语的，也许只剩下华文课。

因此，独中往往更坚定地认为，他们才是维护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的一群人。因为独中依然坚持以华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，也保留着较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。

可是，华文教育的延续，真的只是学校里的事情吗？

离开校园之后，还有多少人继续阅读中文书籍？中文报章还有多少读者？年轻人是否还愿意用中文写作、思考与表达？

如果中文逐渐只剩下课堂里的语言，那么再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，也会慢慢失去意义。

更现实的是，如今华社面对的，早已不只是“维护华文教育”那么简单，而是越来越沉重的教育负担。

许多华中优异生，为了争取本地大学学额，拼到筋疲力尽。可是到最后，依然可能因为资格与制度问题，被拒于门外。为了让孩子继续升学，家长只能咬紧牙根，把孩子送进私立大学，甚至四处筹钱。

有些孩子很懂事，会主动放弃理想科系，选择父母还能负担的道路。然而，也有人因为经济压力，被迫半途而废。

至于更多成绩普通的学生，则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。想继续升学，却必须先看看父母的钱包够不够厚。毕业之后，还得面对贷款与生活压力。

还有不少年轻人，因为成绩不理想，提早踏入社会。努力一些，也许还能创业；更多的人，则成为普通打工族。面对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，连成家立业都变得不容易。

所以，华社如果真的希望华文教育能够继续走下去，关心的不应该只是华小、华中或独中之间谁更重要，而是整个教育与社会环境。

从小学到大学，从升学到就业，从文化传承到生活能力，其实都是华文教育的一部分。

因为未来真正能够继续支持华校的人，正是今天这一群接受华文教育的孩子。

如果他们未来连生活都困难，又如何继续支持华校？又如何让下一代继续接受华文教育？

今天的华文教育，早已不是过去几十令吉就能支撑的年代。学校的发展越来越庞大，家长的负担也越来越沉重。

也许，在谈“谁才是真正维护华文教育的人”之前，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：未来，还有多少人有能力继续支撑华文教育走下去。

教育的重量

教师节，当然也要祝所有教师，教师节快乐。只是这些年走过教学的路，才慢慢明白，所谓教育，从来不只是轻轻一句“教书育人”。

记得回到母校执教时，主要是担任篮球教练。从第二年开始，就实行魔鬼式训练，还要带州队。训练时间排得满满的，可是还要赶补习，因为收入不够。后来，不再教球，改为开设手球学会，反正都是球类运动。那时候挺着大肚子，拿着椅子，坐在草地上教学生练球。

很可惜，孩子没能来到这个世界。如果她在，或许也会是一名运动员。

后来，不再负责运动项目，转而负责科技工作。学校的电脑系统、考试数据、考卷处理，只要和考试与科技有关的，都由我包办。孩子很小就接触电脑，有时在操场打球，还会“气死我”。

不再参与运动项目后，当然也有人接手。以前带队不收费，甚至还得自掏腰包，请学生喝水吃饭，对学生也必须严格要求，控制他们的成绩。这是一种动力，我想只有当过老师的人，才懂学生的心态。

后来，为了提升学校科技，我花了不少时间研发与采购设备，再应用于教学。有些产品甚至还投入使用与推广。科技帮助了工作，也改变了教学方式。所有成绩数据，只需敲打键盘就能完成。很多时候，从天未亮做到日落才回家。

为了学校建设，每隔两年就会进行一次筹款，中小学轮流进行，让家长负担不至于太重。家教成员也会协助筹款，减轻老师与家长的压力。一届又一届的家教成员中，不少也是曾经的学生。

只是后来，新任校长的教育理念不同了，建校的宗旨也改变了。说得直接一些，就是逐渐商业化了。

以前那种文武兼备的老师不再常见。现在只要准时进班、登录系统填写资料，或是在群组里回应家长问题即可。老师不再写文章，因为ChatGPT已经可以代劳。学校舞蹈团请外包教练，老师只负责管理与收费。篮球教练也换成外来人员，老师只是坐在一旁偶尔喊几声，再帮学生擦汗。

在新山当家长，教育费用越来越沉重。有人提出意见，也常常引来批评。我反而庆幸，自己的孩子很普通，成绩一般，不需要参加太多课外活动，也很少补习。

但有才华的学生就不同了。他们参加学校活动要付费，校外补习、兴趣班也一样，家长的压力自然增加。

老一辈常说：“穷也不能穷教育。”这句话没有错，因为知识确实可以改变命运。所以他们努力建校，只要有筹款活动，总是义不容辞。

没有篮球教练，就由曾经的球员义务教；没有舞蹈老师，就由老师亲自上阵；学生没钱学习，家教想办法协助。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，确实有机会在运动或学术上发光发热。

有人甚至因此被培养出来，走向更大的舞台，成为像李宗伟那样的运动员。

只是时代变了。如今许多兴趣班、电子设备、辅导课程，都必须收费。不再像以前那样透过筹款来分担，而是直接发通告，由家长承担。

换个角度来看，也许很多工作已经不再需要老师亲自承担，责任逐渐转移到家长身上。所谓“一分钱一分货”，要求也随之增加。怪兽家长的出现，或许会越来越多，因为一些价值与界线，也在慢慢改变。

教育的重量，从来不只在课堂，也在操场，在系统里，在家长的选择里，也在时代的转弯处。

华文，不该成为前途的赌注

孩子的SPM成绩中规中矩，是意料中的事。我从来没有期望他考得特别好，当然也不会太差。毕竟，每年成绩公布时，总会让人大吃一惊。

我直接送他去私立大学，对我来说并不轻松，因为已经退休了，只靠不多的退休金和一些积蓄来应付生活与教育开销。我希望他能够努力，完成大学课程。我想，这也是许多父母最大的心愿。

身为华中生，必须报考华文科，否则就无法领取毕业证书。对于一位成绩中等的学生来说，本来就不敢奢望全科优等，更别说考获全A。

SPM成绩公布后，许多学生因为华文和道德教育两科，无法获得全科优等。虽然申请预科班会比较困难，但并不代表完全没有机会。还是有不少学生即使少了一两科优等，依然获得入学资格，所以不必太气馁。

有些学生因为华文无法获得优等，而选择放弃报考华文。这也成为许多人批评的话题，认为他们“不爱华文”。其实，不报考华文，并不代表不爱华文，只是“爱”有时候也必须付出代价。

我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。那时候因为热爱篮球，花了许多时间训练和比赛，总以为运动表现好，就有机会凭体育成绩继续升学。SPM成绩公布时，我还在练球准备全国赛，由教练代我领取成绩。她摇摇头告诉我，我的国文没有优等。

当时我并不在意，还以为凭着不错的运动表现，或许可以报读体育系。后来才发现，国文没有优等，别说大学，就连中六也无法报读。我只好进入私立学校，以私人考生身份报考中六。后来，我终于考获国文优等。

更讽刺的是，后来去应征警察，体能测试明明占尽优势，却还是因为种种原因被拒绝。那时候我才明白，无论运动表现多么优秀，学术成绩始终还是最重要的。或许，也不只是成绩的问题，而是还有其他现实因素。

最后，我进入了师训学院，因为当年的师训学院只要求国文和华文优等即可。

那个年代，许多无法跨进大学门槛的华人子弟，只能选择师训。所以不难发现，不少人当老师并不是因为热爱教育，而是因为别无选择。几年后，有些老师选择继续升学，有些则辞职离开教育界。他们曾经的梦想，或许不是留在教育界。

而我，却是真心热爱教育。直到两年前，因为与校方发生摩擦，我才选择提早退休。

这些年来，我渐渐明白，面对许多不公平的制度，有人选择妥协，有人选择离开。而那些放弃报考华文的学生，其实只是比别人更早看清现实。

华文对于学医、法律、科技或会计，究竟是不是必须的一科？既然许多专业并不要求华文成绩，那么为何还要让学生为了这一科而承担风险？

如果我的孩子成绩非常优异，坦白说，或许我也会劝他放弃华文。因为没有多少父母愿意拿孩子的前途打赌，更没有多少家庭愿意和自己的钱包过不去。

离开学校后，一切都必须靠自己。父母有能力，孩子还能继续升学；没有能力的，就只能提早投入社会。如今大学学费越来越高，普通科系动辄数万令吉，专业科系如医学和法律，更可能需要十多万，甚至几十万。许多家庭，也许卖掉一间屋子都未必足够。

我们同样是纳税人，也应该拥有公平的升学机会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优秀生还必须因为一科华文，而承担失去学额的风险？

有些学生并不是不努力，而是他们有自己的强项。有的人擅长科学，有的人擅长数学，有的人适合理工科，却偏偏无法掌握华文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能让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？

更何况，多年来，我国教育制度里的不公平现象从来都存在。

有些人再努力，也未必获得机会；有些人却轻易拥有。大家其实都明白，只是久而久之，变成了一种默认，也没有多少人再愿意提起。

许多老师也不会谈这些问题，只会劝学生认命。

而我，也开始学会认命。少去几个国家旅行，把储蓄留给孩子当教育费。

不是我们从来没有站出来发声，而是发声之后，往往面对的是打压。久而久之，人也就沉默了。
当年，我曾经为了学生与老师发声，最后同样遭到校方施压。更何况，在种族与宗教课题上，很多人早已习惯保持沉默。

如今，当副教育部长呼吁华人子弟报读华文、申请师训，以填补华文教师空缺时，我不禁想起：当年为何那么多人选择放弃？

因为放弃，早已经变成一种习惯。

而我，也放弃了继续当老师。

虽然我曾经那么热爱华文教育，那么热爱华校，但再炽热的热忱，也会被现实一点一点消磨。

不过，我还是愿意鼓励那些仍然坚持发声的人。因为如果连他们都沉默了，许多不公平终究会慢慢变成“理所当然”。到最后，就连原本属于我们的基本权利，也会在沉默中一点一点被夺走。

华校，还能走多远

一百多年前，吉兰丹哥打巴鲁这个小地方，建立了一间华校。后来改名为中华学校，成为哥打巴鲁最早成立的华校。

一间百年华校，经历了无数挫折和沧桑。我翻阅学校旧照片，也阅读学校史记，看见不同年代里，学校一步一脚印走过来的痕迹。有血有泪，也有许多先辈默默付出的故事，值得后人铭记。

日军入侵马来亚时，是从道北海岸登陆，也从暹罗，也就是现在的泰国南下，然后骑着自行车进入马来亚北部。那个年代，许多华校聘请来自中国的老师。日军仇视中国，华人自然也难逃劫难。学校董事长带着老师和学生躲避日军追捕，最后自己却牺牲了。

战争结束后，学校复办。面对千疮百孔的校舍，也面对资金不足的问题。当地华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是一间板厂捐赠木板，用来建设教室。当年年幼的我，走在木板校舍时，还会不时听见木板发出吱吱声。

后来英殖民政府推行各种教育政策，对华校的发展并不有利，也引起华社的不满与抗议。可是吉兰丹华人人口不多，力量有限。相比之下，西海岸华人人口密集，许多来自中国的知识分子选择在马来亚落地生根，也坚持保留华文教育，希望文化能够继续传承给下一代。

后来，中华学校分成中小学，各自发展，也接受政府津贴，成为国民型学校。中华小学和中华中学虽然行政分开，但校园依然共用，每年也会一起举办校庆与筹款活动，以减轻华社负担。

为了延续华文教育，中华独立中学也在华社支持下创办。从最初的艰辛，到后来拥有宽阔校园，并不容易。然而，丹州华人人口逐渐减少，学校面对的不只是招生问题，还有长期经费的压力。

中华中小学和中华独立中学，三校之间一直互相协助。多年来的筹款活动，华社也始终参与其中。只是除了这三间学校，华社还必须照顾其他华校，压力越来越大。

这些年来，华文教育逐渐受到非华裔重视，越来越多非华裔学生报读华校。相反地，华人子弟却越来越少。除了生育率降低，更大的原因，是许多年轻人离开吉兰丹，到外地升学、工作与生活。

老一辈热心华教的人慢慢离开了，而“穷也不能穷教育”的理念，是否还继续存在？曾经愿意为华文教育默默付出的老师，也越来越少。

以前的老师，一个人包办许多工作。不会跳舞，就自己学；不会唱歌，也自己学；不会打球，也得学习。因为老师希望学生有机会接触更多东西，也希望挖掘人才。那个年代，许多老师并不专业，却很认真。

后来，学校开始聘请外来的专业教练。唱歌、跳舞、篮球、羽球等等，很多都必须付费学习。慢慢地，兴趣变成一种消费。没钱的孩子，可能连发挥才华的机会都没有。学校似乎也渐渐变成招生的平台，只要家长愿意付钱，孩子就能站上舞台。至于有没有真正的天分，似乎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。

学校也开始建设越来越多礼堂和舞台，草地却越来越少。学生能够自由奔跑的地方，也慢慢消失了。校园里多了漂亮的小公园，却少了孩子流汗奔跑的身影。

过去，一张桌子、一张椅子、一块有些破损的黑板，老师就开始教学。宽阔的草地，是学生奔跑与成长的地方。被老师发现有运动天分，还可能被训练成校队。那个年代，口袋里没有太多钱，孩子依然能够学习与成长。

如今，学校拆除旧黑板，换上电子白板。设备价格昂贵，还需要长期分期付款。供完之后，也许已经足够买一辆小车。热心教育的家长依然愿意支持，只为了孩子能够拥有更好的学习环境。可是很多时候，这些高科技器材，不过只是用来写字和播放影片。

学校也把多余课室改造成特别室，装上空调、电脑和各种设备。只是设备旧了，又要维修。为了避免学生破坏，学校不得不限制使用。久而久之，这些地方甚至变成少数人的专用空间。

富丽堂皇的礼堂建好了，却需要长期维修与承担电费。为了节省开销，空调不敢随意开启。电子教学器材，用了几年后开始损坏，有的无法上网，有的荧幕失灵，有的主机故障。继续维修，还是重新更换？如果资金不足，又必须再次举办筹款活动。

学生越来越少，学校却还是不断扩建礼堂与活动室。为了吸引学生报读，学校举办越来越多活动，也不断呼吁家长支持。过去，礼堂还能举办活动，甚至获得啤酒商赞助。可是时代已经改变，校园不再适合这些活动，而华人人口越来越少，又有多少人愿意租用这些场地？结果，耗资建设的礼堂，最后可能渐渐失去价值，却依然需要持续花钱维修。

学生来到学校，最终还是为了学习。成绩单上的成绩，依然关系着未来的升学与前途。家长又必须付出多少教育费，才能让孩子完成学业？

华社热心教育，让许多人能够接受华文教育。独立中学固然扮演重要角色，但华中其实也同样重要。只是当大家批评华中的学习环境与师资不足时，华社是否真正给予过关注与支持？

或许，非华裔学生的增加，暂时缓解了华校面对的困境。可是，当华人人口持续减少之后，华校未来还能依靠什么继续走下去？

也许，这已经不只是学校的问题，而是整个华社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。

后来，他们都不做了

最近得知几位年轻老师，其实不是很年轻了，已经当了十多年的老师。有的开始萌起提早退休的念头，有的就以健康为由，申请病假。当然，不想工作，可以很多个理由。当然最主要的是，心态无法接受现状，说得难听，可能就出现了精神问题，无法适应工作环境。

当然有的人可能就提议可以调去其他的学校，可是吉兰丹华校不多，而且有的学校还很偏远。如果已经在舒适圈，怎么可能会选择离开，家在这里。

记得，选择提早退休后，一整年时间，尽量把假期清掉，也把许多不必要的工作放下。甚至驾车到学校转弯处的交通灯，已经觉得很压抑，更不说踏入校门。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，可以说变得很厌倦。可是，对教育充满热诚，很爱自己母校的人，怎么可能有如此的心态。可是，环境就是可以改变一切，也可以逼人走上绝路。

工作会有人代替，没有了谁都不是问题，老师走了，还是有新的老师。学生可能会怀念老师，可能就那么一两年吧！所以职场上，没有说没有某某人都不行，别把自己看得太重。

我很幸庆，是时间差不多，可以允许我选择放下。

可是有的制度并不是那么简单，不是要离开就可以离开。有的人恨不得你走，有的人就不想让你走。说得好听就是你很重要，其实是没有人承担工作，还有利用价值而已。当然方向不一样的人，就算是人才，也是等于放在不对的地方。

记得一位篮球教练，因为前校长也是热爱篮球，所以对于篮球教练很是重用。该篮球教练难免就会意气风发，因为自己的能力获得重视。但是，获得重视，也并不代表得到所有人的认同。有的人赞扬，有的人嫉妒。可能认为无所谓，反正就是把工作做好，主要的是自己的强项，更是得心应手。当年的我也是如此，在自己喜欢的领域，有不错的表现，当然就有些飘飘然的感觉。

可是，换了不同的校长，可就不是那么认为了。对于一些所谓不听话的老师，当然也有对付的方法。最好的方法，就是不让他们做喜欢的事情。就如小孩一样，喜欢手机，那么就把手机没收了，那么就选择妥协，要不然就翻脸。

最后，会教球的老师，不再教球；会跳舞的老师，不再跳舞；武艺高超的老师，变成了五音不全的老师。是校长不会重用人才呢？还是外面的人才更值得，因为付钱的就是最好。结果，钱当然就是家长买单，而老师也乐得清闲，就当顾问，收收钱，点点名。

有的老师选择妥协，只是因为还必须留下来。有的老师觉得无所谓，反正不做更好。当然有的老师选择离开，因为无法适应。再不行，就把不听话的老师调走。所以，只要学校发生调动，被调走的老师，就应该心知肚明，到底自己得罪了谁！

那首不再悲伤的歌

我的一位同事，总会提醒我，有哪些歌曲特别有意思，叫我去听。我便上网搜查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，试着理解歌词，也试着跟着唱。觉得有意思的，就下载收藏起来。有时候，在不同场合的活动中播放，那些歌曲，也悄悄成为我写作的灵感。

以前的学校欢送会，总是带着浓浓的悲伤气氛。有人抱头痛哭，哭得稀里哗啦，大概是因为离别与不舍。可是我一直在想，离别，不也是另一种开始吗？完成了一段任务，走过了人生的一个阶段，应该是值得高兴、值得欣慰的。

所以，我对欢送会，总有不同的看法。

这些年，我送走了好几位校长和同事。每一位离开的人，似乎都可以配上一首歌。像再见和浪花一朵朵，都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歌。不悲伤，不煽情，在轻松的旋律中离开学校，仿佛一切刚刚好——没有遗憾，像是功成身退。

也有一次，为一位同事送别，朋友叫我播放把悲伤留给自己。那是陈升的歌，原唱带着磁性又略带沙哑的声音，总让人不自觉地沉下去。那一刻，空气里多了一点说不出的情绪。

忘了是哪一年，那首歌在握手环节时播放。有人欢喜，有人沉默。我也忘了当时的感觉——或许是因为，这些年来，来来去去的人太多了。

我很早就回到母校执教。送走过自己的老师，也送走同事，甚至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。送别，渐渐变成一种重复的仪式。

后来，她离开了学校，又兜兜转转回来了。只是身份不同了——曾经的同事，成了上司。我依然尽力协助她。只是方向不同，位置不同，很多事情也慢慢变了。

后来，她与家教一起投诉我，只因为我写的一则帖子。我没想到，一个写作的人，也会碰上所谓的“文字狱”。事情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。但我很清楚，继续留下来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只能感慨环境已经变了。于是，我选择提早离开。

原以为，还有机会再送走最后一位校长。但我提前离场了。没有欢送会，也没有我熟悉的那些歌声。不过，也无所谓。我可以自己选择要听的歌，不必悲伤，也不必不舍。

离开学校之后，我去了好几个国家。自行车换了几辆，耳机也坏了几个，马尔代夫也去了几次。外面的天空，依旧蓝得透明；大海，依然吸引我；历史古迹，仍然让我着迷。还有那些陌生地方的人与事，让我可以轻松地聊天——因为彼此不相识，也无需承担什么。

旅途中，陪伴我的是一辆自行车。它带我走到很远的地方，看见不同的风景。还有耳机，里面装满了歌，一直播放。骑着车，像在路上流动；有时候，又像在水中漂浮。

后来，我学起了吉他。弹得不算好，有时还会有杂音，唱得也不怎样。但那种感觉，很自在。我喜欢这种人生。

有一天，又听到了把悲伤留给自己。于是，我找来吉他谱，用比较轻快的节奏去弹唱。才发现——原来一首悲伤的歌，也可以唱得很轻松。不过是心境不同了。

那么，即将退休的校长，她的欢送会，会是什么样的歌？

是悲伤，还是欢乐？
是不舍，还是如释重负？
又或者，有一群看热闹的人，在一旁暗暗松了一口气？

或许人生就是这样。

走出去的人，会看到更大的世界；留下来的人，也许很快就把你忘了。

既然如此——那就把悲伤，留给自己吧。

侨批之外

最近在社交媒体上，看到了网友分享的一出戏——阿嫲的情书。这是一出潮汕人演的戏，讲述的是他们下南洋的故事。

戏里提到“侨批”。所谓侨批，其实就是“信”，也是汇款。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词，是去年从东兴入境中国时，参观了当地的侨批馆。

馆里陈列着许多旧物，还有一封封泛黄的侨批。那些信件字迹模糊、潦草，我没有细读。但我知道，里面一定装着许多故事——更多的，是对家人的思念。

墙上展示着侨批员的路线：他们从潮汕出发，翻山越岭，经由越南，再把侨批送往南洋。那是一个战乱的年代，港口封锁，海路不通。可是在南洋谋生的人，依然要把钱寄回去——只为了养活家乡的亲人。于是，他们选择了更艰难的陆路。

《阿嫲的情书》讲述的是潮汕人在曼谷谋生的故事。同乡之间互相扶持，因此在唐人街可以看到会馆与神庙，那些都是早年华侨聚集的地方。直到今天，泰国仍然有许多潮汕人。老一辈还能说潮汕话，而年轻一代，早已渐渐同化。

我曾在泰国一个小地方，遇见一位潮汕老奶奶。她不停地说话，夹杂着泰语，我听得似懂非懂。我用破碎的潮汕话，或简单的泰语回应她。她的父亲是中国人，在泰国落地生根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我们之间隔着语言，却又靠得很近。

后来，我到了潮汕，参观潮汕博物馆。在那里，我看到了红头船，也看了关于它的视频。
不知为什么，我竟然流下了眼泪。

我的旅程，其实还有一个目的——去梅县，寻找祖辈的家乡。我选择在松口镇住宿。这里有火船码头。当年，客家人从这里出发，沿着梅江到汕头，再乘大船下南洋。我的祖辈，就是从这里离开的。他们走了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
客家人依靠“水客”传递信件。有些水客，还会带着年幼的童养媳，远渡南洋，成为华侨的妻子——我的奶奶和外婆，正是这样的身世。

这一趟旅程，我不只是看见祖辈的家乡，也看见了潮汕人与客家人共同的南洋历史。我虽然没有看这出戏，但在博物馆里，我已经感受到那份无奈。

后来，我在小红书发帖，希望能找到松口李氏家族。也有网友热心帮忙，但也有人说——
当年离开的人，很多早已在另一边成家，与故乡断了联系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寻亲？

这个问题，我也想过。真的有必要吗？或许我不曾真正面对这种断裂。我的祖辈是带着一家人下南洋，从此落地生根。

但也有许多人，像《阿嫲的情书》里的主角，被留下来，被遗忘，他们等了一生。

许多网友呼吁去看这出戏，因为那不只是潮汕人的故事，也是所有南洋华人的故事。

这些年，我走过许多博物馆：古晋的华人博物馆、泰国的地方博物馆、东兴的侨批馆、梅县与松口的华侨博物馆……

它们记录的，都是同一段历史——离开、漂泊，然后落地生根，就像我的祖辈一样。

当我继续追问家族的故事，我发现越来越多的线索，也听到了许多从未被提起的往事。如果再走下去，也许会找到更多答案。

但我也在想——或许，有一天，我也该停下来。不再回头寻找，只是安静地生活。